许多人在总结关羽襄樊一役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刘备没有给关羽派援兵,甚至有所谓的教授哗众取宠地提出“刘备借刀杀关羽”这种可笑以极的观点。 在写出我的观点之前,先给大家列一份建安24年的大事表。 正月,夏侯渊被黄忠斩于定军山 3月,曹操亲征,刘备因险拒守 5月,曹操退兵 6月,关羽出兵,陷襄阳 7月,于禁出兵 8月,于禁军被大洪水所淹,所部3万人降羽 11月,关羽军被徐晃所率新军击败 12月,孙权生擒关羽并斩其首 从这张时间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备的蜀军与曹
正当关中地区风云激荡的时候,关东军阀混战正酣,曹操兼并了许多黄巾部队,兵力大为增强。初平二年(公元191),曹操任东郡太守,次年为兖州牧。初平四年(公元193)秋,曹操引兵征徐州,击破徐州牧陶谦,攻拔十余城。第二年,又征陶谦,拔五城。曹操征徐州,从性质上说,是扩充地盘的兼并战争但这场战争又具有很强烈的复仇色彩,曹操提出了“复仇东伐”的口号,原因是他父亲曹嵩一家被杀了,而这又与徐州牧陶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演义》第十回的后半段《报父仇曹操兴师》所描述的曹嵩一家被害
刘备立储是没有丝毫悬念的,刘备阵营中除了刘禅成年外,期于的儿子不过过都是些小孩子罢了。孙策传位与孙权,除了一孙权年少而不服为名造反的小势力外也没弄出很打的波折,孙策少年时期就十分欣赏他这个弟弟,在孙权年仅十五岁时就为人他为地方官。建安五年二十四岁的孙策莫名其妙的死去。孙策之子年幼,那么选择这个他最为器重的二弟做继承人也不足为奇。而曹操立储就相对与刘备、孙权那边复杂的多,有趣的多,也有更多让人思考的地方。 而曹操那边自长子曹昂英勇牺牲后曹操很时间没有立储的举动,尽管他对他的几个儿子都分别表示有好
一 、刘备入川后之地方政策与影响 刘备在得到益州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整和跟随自己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与本土的豪强宗族这两大势力的利益,以便为已所用,但是二者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荆州集团代表人物之一,已经阵亡的庞统在入川之初就和刘备说过“荆州荒残,人物殚尽……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所出必具,无求与外,今可权借以成大事”,这说明荆州集团已经不满足于四战之地的荆州,他们把目光伸向号称天府之国的益
一 绪论 婚嫁一旦涉及到政治领域就不再是单纯的感情问题,甚至感情问题已经居于次要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位,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已经被多次证实过了,两汉时期的和亲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十分重视家庭伦理的社会中,“易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人伦之始,恩纪之隆,莫尚于此矣”,打好婚姻这张牌,对于醉心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有了一个强大的姻亲家族互相支持无疑可以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婚姻也是一个很好的投机,可以是关系进一步强化,给赤裸裸的利益

东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252),字仲谋,祖籍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生于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三国时期吴国的开国皇帝,公元229-252年在位。传说孙权是中国兵法家孙武的二十二代后裔,幼年跟随兄长孙策平定江东,孙策英年早逝,孙权继位为江东之主,他仁贤用能、挽救了江东危局,保住了父兄基业。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联盟,大败曹操于赤壁,天下三分局面初步形成。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偷袭刘备的荆州成功,使吴国的领土面积大大增加。章武二年(222年),孙权称吴王,建兴七年(229
赤壁之战,是指三国形成时期,刘备、孙权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许多人对刘表的印象,不外乎是昏聩暗弱、胸无远略、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受到了《三国演义》等小说、影视、戏曲中的人设的影响。实际上,年轻时的刘表颇具雄武之气、豪侠之风,堪称一时英杰。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在乱世中稳坐荆州八郡、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当然,刘表晚年确有很多失策(人无完人,独裁者不论怎么聪明,总会有一些失误之举),《三国演义》因剧情需要将其晚年失策进行放大渲染,容易给人留下片面印象。
用朱子彦的话来说,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盖棺不能论定”。其中,时代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不同的政治空气下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作出不同的历史定位。同一个人物的多个侧面会随之从不同角度被放大。而曹操形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迁则是最典型的代表。
摘要:曹丕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大有深意。若检索曹魏兴起之历史,则五都仿如曹魏走过的五个脚印。一言蔽之,谯乃曹操兴起之都,许昌乃汉亡之都,邺乃魏兴之都,长安乃稳定关中、凉州,防范蜀汉之都,洛阳乃混一区宇之都。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二年(221年)“改许县为许昌县。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裴松之引《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1]77侯康云:“鱼豢《魏略》八十九卷。京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