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豪强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在东汉末与代表宗室的大贵族阶级有矛盾，能联合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士族，但是士族追求的建立近似五等制的奉天子令不臣的春秋霸主理想，与豪强取代汉室建立政权的目的也有差异。这些都注定了曹魏集团内部豪强和士族相互即联合又斗争的趋势，也必然以建立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士族政权告终。
曹操在重用士族时，也接受士族的政策和理想，荀彧、毛玠、崔琰的主张都被他接受，史书记载毛玠、崔琰任职，“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评价毛玠“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连曹操都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至于荀彧从任曹操的司马开始，几乎言听计从，但是涉及曹操代汉之心，对这些士族就翻脸无情，严厉打击、压制拥护汉室的士族，他虽然分天下九州，能让司马朗等士族担任，但是明显不信任，对士族采取即重用又防范的态度，不想长期借重，司马朗、温恢等刺史都没有封侯，像尚书令华歆、徐奕、尚书仆射毛玠、尚书崔琰、王朗都没有封侯同样，杜畿等很多功勋显赫的士族名臣也都没封侯，是防止士族势力扩充。
连最倚重的荀彧也仅封亭侯，比不上乡侯、列侯。尽管曹操比东汉末的贵族、宦官等腐朽集团对士族打击迫害能宽厚些，能重用士族，但其大地主阶级的本质，必然使他为豪强利益服务，不会支持士族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代汉若不损害士族和人民的利益，本来也不会太有阻力，但是他打击士族的政策，尤其是打击那些受到百姓拥护的士族君子都间接损害了百姓，不仅危害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也造成曹魏统治基础动摇。
幸好曹操父子能恢复与士族的关系，缓解危机。曹操在司马朗置州郡兵的基础上制定刺史领兵制度，让司马朗都督夏侯惇等征战，也让司马懿任司马、督军、御史中丞，重视士族武装。他还让党籍士族何夔担任曹丕的太子太傅，取得士族主要领袖毛玠、崔琰等拥护曹丕，利用士族尊汉的立场掩盖自己代汉的企图，让司马懿担任曹丕中庶子，司马懿在社会也有声望，连深受百姓拥护的胡昭、崔琰都器重他，曹操的这些措施都有效巩固了家族政权。曹丕即位后，为了代汉也笼络士族，并且接受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这是士族两大政治纲领之一，与五等制都是为了让士族地位提高，就是让士族有言论、品评的权力和自由，东汉末品评人物盛行，但不能涉及当权者。
依然有针对镇压党人，以及制定的诽谤罪阻止言论的制度，九品制放宽了曹操时代严禁诽谤评论的限制，也可以提升士族在舆论的社会形象。实际上在豪强控制主要权力，尤其是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情况下，九品评论的作用是有限的，远远比不上五等制要求土地封爵对士族提升地位有用，在行政权力上，豪强依然享受贵族特权，品级评定高低难以动摇豪强的人事任免特权，后来曹爽依然能当大将军。
九品中正制虽然没有解决士族和豪强基本的利害矛盾，但是依然是社会进步，比早先连舆论监督，让士族评论当权者说话都不许要强，作为妥协士族也支持代汉，依然在士族尊天子基础上，让汉天子不称臣，也享受部分特权。但士族武装兵权也被削弱，司马懿被解除督军，转文职，主张五等的董昭也疏远，曹丕继位时仅担任将作大匠、大鸿胪，后来才逐步上升。士族地位重新上升与对外政治形势发展有关，由于孙刘重新联盟，曹魏政权再度危机，曹丕连续征讨吴国失利，迫使豪强再次与士族加强联合，并且重新让士族控制兵权，但是曹丕依然没有让与君子集团密切的司马懿领兵作战，让他负责后方留守，即使这样司马懿依然能发挥像萧何那样的作用，巩固和安定曹魏政权。曹睿继位后，作为两受托孤的司马懿才被派往前线，像司马朗那样直接掌握兵权指挥作战。
司马懿首次作战就指挥徐晃、张郃打败了诸葛瑾对襄阳的进攻，并且在长期军事战争中，士族逐步掌握了主要的军权，这是战争实践的作用，不是职务的作用，尽管豪强依然压制士族，宁可把大司马职务给地方割据的公孙渊也不给司马懿，但是同样每次前线失利都迫使豪强只能让有战斗力的士族武装去应付危机。
豪强和士族在曹魏对行政、军事、经济等权力、利害的争夺几乎贯穿了整个曹魏历史，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不要以为阶级斗争仅体现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士族地位真正巩固和上升也是以他们的武装强盛为基础，很多人把曹魏政权的事情仅看做是曹氏和司马氏矛盾是幼稚的，没有看到豪强和士族的斗争的本质，没有看到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基础。士族力量增强体现在主张五等制的董昭地位的上升，恢复五等制提高中小地主阶级地位的呼声逐渐增强，到司马昭执政时最终恢复了五等制。恢复五等制的本质是建立封建制度的五等制，是增强中小地主阶级地位，建立士族政权取代豪强政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