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中华文化的历史罪人？

　　1956年，陈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举重若轻，把曹操放到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脉络中予以评价。这个大脉络，是以儒家精神为骨干的。

　　曹操所代表的是内廷之阉宦传统。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阉宦传统中人与儒家士族相比有以下特点：第一，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曹操正属于这一类。第二，士大夫宗经义，以经学相传，阉宦则尚文辞，曹家父子都擅长吟诗作赋，这种能力迷倒了后世很多文学愤青。第三，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因而，前者行为尚有底线，曹操这类阉宦传统中人则无底线，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不择手段，放手使用各种权谋。

　　只有在这个背景里，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为曹操博得无数赞美的“唯才是举”，究竟是何用意。曹操前后发布过三道“求才”令，这三篇文书讲的就一个道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有道德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道德，道德与能力无关。我曹操要成就霸业，不需要有道德的人，我只要有才能的人，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可。此所谓“唯才是举”之真正含义。

　　秋风此文，完全假借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立论，陈先生自己的论断是：“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层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而陈的真正用意，并非对曹操作道德批判，而是揭示曹、司马两大势力的政治社会背景：“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但秋风据此，竟称陈寅恪认为“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纯属拉大旗作虎皮，可谓厚诬陈先生了！

　　尊重传统，首先应学会欣赏传统。我想，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者，一个对传统文化抱有“了解之同情”者，不应当说出“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这么轻率的话。

　　有几位朋友指出，陈先生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赞赏曹操。对陈先生此文竟能作出如此解读，我十分惊讶。确实，先生为一代史学宗师，其论人评事，不会如我辈轻率直白。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并未直斥曹操，但其抨击曹操通过种种政策颠覆当时社会价值观，并为汉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惨遭毁坏而痛惜的态度，却是可以体悟出来的。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确认一点：陈寅恪先生虽然未被归入现代新儒家行列，却是儒家价值的创造性守护者。这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曾经深入先生的思想世界、对先生诗歌之解读获得先生认可的余英时先生的看法。

　　有人因为曹操会写诗，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不要也罢。中国历史上确实不时出现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杀人成性、爱好诈谋，而又能吟几句歪诗。这两种能力也许源于同一个品性：他们把自己从世俗的规范约束中解放出来，激情得以彻底放纵，而暴虐和诗歌正是激情的产物。

　　秋风认为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和“毁坏儒门士气”，并引用余英时先生的看法，认为陈寅恪先生是儒家价值的创造性守护者。不过，守护儒家价值，并不意味着守护汉末士人为权贵所用、察举制度被彻底毁坏的黑暗政治。西汉的“全民读经”发展到后来，已无法解决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无力挽救东汉末年的政治危局和儒门士气的败坏，反倒助长了皇权、士族的黑暗和腐败，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在强敌环伺、门阀森严、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被严重堵塞的社会环境中，欲建“吏不呼门”、“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曹操《对酒》）的太平盛世，你是指望曹操墨守成规，还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任人唯亲、裙带政治的腐败格局？

　　曹操沉毅雄迈、慷慨悲凉的诗歌，构筑了超越先秦文学传统的“建安风骨”，对后来中国文化的高峰唐诗宋词（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都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曹操的文学成就，可不是一句“不要也罢”就能颠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