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简述
话说董卓被王允 吕布刺杀后，汉献帝又几经磨难，终于摆脱了凉州兵的纠缠，与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开始由长安狼狈不堪地东归洛阳。此时，如何对待献帝的问题，便“尖锐地”摆在了袁绍等已经各自拥兵自重的关东军阀们面前。
当献帝行至袁绍的“势力范围”河东郡作喘息时，袁绍的谋士沮授，田丰等人便劝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当时威望最高，实力最强大的军阀，袁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似乎是担心弄个皇帝在身边妨碍自己施展拳脚，最终采纳了反方的意见，对汉献帝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献帝回到洛阳后便落到了曹操的手里，曹操迎奉献帝，迁都于许，使已经形同乞丐的皇帝至少是看上去又恢复了威仪，曹操从此得以打着天子的旗号号令天下。
袁绍不迎献帝，把嘴边上的肥肉让于他人，当时羽翼未丰的曹操带有几分侥幸的得到了这张王牌，立即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优势，最终在官渡之战中将袁绍打败；一让一得，不仅得失迥然，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的生死成败－－对于三国史上这一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也是戏剧性的一幕），古今读史者多有感慨之词，既为袁绍的优柔寡断叹息，也为曹操的精明果断啧啧。
然而，对于袁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低级失误”的问题，千余年来，读史者多是从袁绍的个人能力 甚至个人好恶上着眼，草草论之，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流于轻率和表面。
二，读史者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及点评。
1，易中天的看法：
在易中天先生看来，袁绍是与愚蠢、固执、狂妄、短见、弱智、低能等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在谈到袁绍及反对迎献帝的人时，易先生议论说，“``````是典型的山大王意识，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对于袁绍可能担心弄个皇帝在身边妨碍自己施展拳脚的问题，易先生自做高明的指导说，“那小皇帝``````还是个孩子``````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和袁大人过不去呢？”
点评：无语。
2，认为袁绍“迟重少决”的观点：
此种观点主要是依据从袁绍阵营跳槽到曹操那里的大谋士荀彧的话，说袁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
点评：
此话几乎被史家奉为经典，但若细想，至少用在这里并不可靠。荀彧这话，是在官渡之战曹操处于劣势时说的，有为曹操打气的意思。与曹操比，袁绍可能是差点儿，但袁绍决不是个等闲之辈。
从汉末士人（党人）运动中的急先锋，到铲除宦官的主谋和实际领导者，袁绍并没有显得“迟重少决”；甚至招四方外军入京，导致西北悍将董卓进京乱政的大娄子，也是袁绍桶的；后来袁绍毅然与想要拉拢自己的董卓决裂，逃出京城，并起兵讨伐董卓，成为关东联军的盟主；再后来联军解体，董卓又在军阀兼并，混战中占得先机，一度高歌猛进，成为当时威望最高，实力最强大的军阀。这些迹象表明，袁绍是一个使过大银子，见过大世面的人，即使用更高的标准（比如和曹操比），袁绍或许是有点“迟重少决”的成分，但会就此变成弱智 低能了吗－－这里不是讨论易中天先生的说法，而是说，是否迎献帝是当时军阀生存发展中的头等大事，如果迎献帝是明摆着的“重大利好”，袁绍连这个都不懂，岂不成了弱智 低能了，这正常吗？如果说袁绍在这个一般看来明摆着的问题上“迟重少决”的话，是否应再问个为什么？是什么原因支持了袁绍的犹豫和最终的错误决定？
３．认为袁绍不喜欢，不看好汉献帝的观点：
这种意见认为，献帝为董卓所立，董卓进京乱政时，为了便于揽权，废了当时的小皇帝（少帝刘辨），而立刘辨的同父异母弟弟，更年幼的刘协为帝（献帝），关东联军讨伐董卓，就是以董卓擅自废立皇帝为主要打击目标的，在联军中曾一度出现质疑献帝“合法性”的声音，袁绍作为联军的盟主，自然不会看好这个“恶花”结的“恶果”。
点评：
袁绍不喜欢 不看好汉献帝，倒是真的。在董卓挟持献帝逃往长安后，袁绍曾说，“今西名有幼主，无血脉之属，公卿之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三国志 袁术传〉裴注引〈吴书〉），同时，袁绍等人还想“另立中央”，试图将董卓和献帝“边缘化”，但袁绍的企图立即遭到了袁术 曹操等人的坚决反对，也正是这次争论中，献帝的“合法性”在关东联军中反而得到了确认。
关东联军起兵讨董卓时，董卓为了不给袁绍等人留下“念头儿”，已经用毒酒将废帝（少帝刘辨）害死，老皇帝（汉灵帝）的儿子就剩下刘协（献帝）一人了，袁绍说刘协无“血脉之属”，显然是刻意抹黑，难以服众，按古人“子承父业”的老观念，献帝的“合法性”就越辩越明了。袁绍等人想“另立中央”，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想必应该明白献帝的地位了
据《三国志》记载，献帝东归走到河东郡时，“绍遣颖川郭图使焉”，后来献帝落到曹操手里，袁绍又后悔自己没先下手了，“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袁绍对献帝东归还是很重视的，既派了人去探望，又不去迎奉，后来又后悔，袁绍在这个问题上是犹豫再三，左右为难，最后还是做出了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定，显然，这次“失误”并非对献帝是否看好这么简单。
读史者要批评袁绍倒是容易，但作为当时的政治精英，袁绍为何在这个看上去是明摆着的问题上如此举棋不定 大失水准呢？这是一个尚未被读史者吃透的大问题！
三．我的看法：
1，不迎献帝的深层原因：袁绍是个“速胜论者”
袁绍为什么不迎献帝并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袁绍担心弄个皇帝在身边妨碍自己施展拳脚——哈哈，上面已经提过多次了，不过，兄弟要是就这点儿水平，也就不出来混了。
真正的学问在于，如果弄个皇帝在身边，已知既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利”，又有可能妨碍自己施展拳脚的“弊”，在“利”与“弊”之间，袁绍是如何权衡的，如何判断的，袁绍的最终选择有何意义。
我们还是重温和对比一下正反两方的意见。
正方，以谋士沮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早在袁绍刚占领冀州时，沮授就为袁绍勾画了一幅未来的发展蓝图，其中包括“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三国志 袁绍传》），袁绍当时非常高兴；后来献帝东归走到河东郡时，沮授再次谏言到：“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并和反对迎献帝的一方展开了辩论：“``````今迎朝廷，至义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三国志 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
关于反方的意见，《三国志》本传与裴注引《献帝传》的资料有些冲突，《三国志》说郭图前往河东郡探视献帝，回来便建议袁绍迎奉天子，《献帝传》中则说郭图与淳于琼是反对迎天子的，一般来说，《献帝传》没有《三国志》可靠，但《献帝传》中记述的反方意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为史家所重视，《后汉书》也采用了《献帝传》的说法。
郭图与淳于琼认为：“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正方的意见，不论是为了“复宗庙”的“至义”，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功利，都是首先将自己放在“臣子”的位置上，谋求以汉皇帝的旗号征服天下，以臣子的身份建功立业，至于如果天下平定，大功告成，如何处理自己和汉皇帝的关系，则是另一个复杂问题了。也就是说，主张迎奉献帝的，是一种准备长期“抗战”的，适度“保守”的策略。
反方的意见，简而言之，就是要甩掉包袱，大干快上，谋求速胜，来个痛快的。
由此看来，是否迎献帝的问题，不是谁高明，谁愚蠢；谁迟重少决，谁精明果断的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显然，袁绍选择了一个激进的，谋求速胜的路线。
2，袁绍的想法推演
袁绍想走激进路线，想要大干快上的速胜，如果迎奉献帝，既使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利”，毕竟是在别人的屋檐下，比如后来的曹操，把汉皇权的声势拉上去了，还要应付一些“死脑筋的”朝中大臣，最后想要篡位也不容易开口－－曹操不是一生也没当成皇帝吗？所以，作为当时威望最高，实力最强的军阀，袁绍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任选其一，都是符合逻辑的－－至少说选择激进路线是基本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袁绍不迎献帝，只是“首选”，并不完全排除“备选”，并不是要彻底与献帝撕破脸皮，迹象表明，此时袁绍对献帝的价值已经有所认识，只是有“大干快上”的冲动在，想尽量不干那拖泥带水的事，可以再看看形势，如果求速胜不成，退而求其次也是可以考虑的。
还有一个问题，沮授曾说，“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难道袁绍不怕曹操得手吗？这里就有一个袁绍可能小看了曹操的问题。在当时袁绍的眼里，能够“算根葱”的，大约只有北方的公孙赞，南面的袁术了。汉献帝东归时，已有杨奉 韩暹 董承等人的武装护送，其中杨奉的军事实力较强，或许在袁绍眼里，曹操大约和杨奉的档次差不多，既使曹操胜过杨奉等人，想必也不会轻易得手，若有一番厮杀，则更是袁绍所愿意看到的。
曹操得到献帝后，袁绍虽然有点儿后悔，但似乎并没有觉得是多大的事，随后袁绍以必得之势一举消灭了北方的强敌公孙赞，却“默许”曹操在自己不远处逐渐壮大。由此也可以说明，袁绍确实小看了曹操。
3，将袁绍的“失误”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袁绍的“速胜论”思想是一段“豪赌”的历史所赋予的
袁绍想走激进路线，想尽可能“来个痛快的”，结果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这似乎是袁绍所始料未及的，但并不是就此就可以说，袁绍的个人能力（或智力）有什么问题，图大事本身就存在成／败两种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或许袁绍早就料到了抛开皇帝单干的风险，但袁绍还是禁不住要试一试，因为“另一种可能”的诱惑力太大了。
“另一种可能”的诱惑不是来自袁绍的不自量力和主观想象，而是一段历史向人们发出的强烈讯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当一个西北武夫就可以擅自废立皇帝，控制朝政时，东汉王朝最后一块体面的遮掩也荡然无存了，“逐鹿”的紧迫性和刺激性便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袁绍和他的那些各自拥兵自重的哥们儿来说，谁能禁住这种诱惑？
所谓利令智昏，面对诱惑，除了自身固有的控制力和伪装力外，还有一个规则：越接近得利的人，其控制力越弱，其急不可耐性越强。即使有失败的可能，也要试一试，或再说明白些，只要有本钱，就要赌一把；对于袁绍和他的那些各自拥兵自重的哥们儿来说，要赌就不是一般的赌，而是大赌，豪赌。
其实所谓关东联军讨董卓，只是把讨董卓当成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自立门户，拥兵自重才是这些大吏的真实意图，起兵了，目的达到了，安心了，讨董卓的事便放在一边了——只有两个急于表现的“二线队员（曹操和孙坚）”算卖些真力气－－剩下的就只有各怀鬼胎，各自盘算了。一场豪赌即将展开。董卓一走，相互残杀，相互兼并，这些“义兵”的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
在关东军阀开始豪赌的同时，北方幽州的公孙赞也按奈不住了，公孙赞本来出身小吏，因在与塞外乌桓的战斗中积功而掌兵权，逐渐架空了不懂军事的幽州牧（一州最高首长）刘虞（刘虞就是那位袁绍“另立中央”时的皇帝候选人），后来公孙赞索性杀了这位上司，占据幽州，并向冀州，青州发展，与袁绍“对局”近十年，成为袁绍在北方的主要对手。
那个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袁术，当初在袁绍试图“另立中央”时，曾慷慨陈词的表达对汉皇权的赤子之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然而，过了几年，还是这位袁术，在曹操“挟天子”以后，竟然要与曹操“争鸣”，自己在淮南宣布要当皇帝了－－这位老兄显然是赌红了眼（结果这次输了个精光）。
还有那位在讨董卓中表现枪眼的“二线队员”孙坚（孙坚就是孙权的父亲，当时依附袁术），据说攻入洛阳后得到了“传国玉玺”，便也开始做皇帝梦了－－只是此事不见正史，故存疑。
看来，在三国前期的军阀混战中，豪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态，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主题，也就是说，袁绍的“速胜论”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所赋予的，这个时代不仅诱惑了袁绍一人，还诱惑了几乎所有的人（曹操将另论）。 名义上东汉王朝的天下，几乎成了豪赌的会馆，冒险家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