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点

　　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批改出版的《三国演义》，结束了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版以来，书贾随意篡改内容、托名评点的现象，毛氏评本从此作为定本风行了三百多年。毛纶，字德音，号升山，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生穷困不仕，但颇有文名，四十多岁时双目失明，与金圣叹有交往。清康熙三年（1664）与其子毛宗岗合作开始批改《三国演义》，后来还批点过《琵琶记》，六十岁时，夫妇双双仍健在，卒年不详。毛宗岗，字序始，号孑庵，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有文才，与《隋唐演义》、《坚瓠集》的作者褚人获同学。除协助其父评改《三国演义》、《琵琶记》外，尚有笔记《孑庵杂录》及诗文若干，到七十八岁时，还为弟子蒋深所藏的《雉园公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具体卒年不详。综观其一生，亦有才而无运，郁郁不得志于时。然他们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几经曲折，终于赢得了社会的承认，甚至有人称他们为“评小说之圣手也”（蒋超著《古今小说评林》）。

　　今所见最早的毛氏评本是醉耕堂刊本《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卷首有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序，次凡例，次总目，次绣像，次读法。全书各回均有回前总评和回中夹批。此后的翻刻本与原本的主要差异是将书名“四大奇书第一种”改作“第一才子书”，将卷首李渔序，删改后托名以金圣叹作。此本评点出自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卷首的李渔序已明说为“声山所评”，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说：“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以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演义》一书，容当嗣出。”这里“儿辈”即指毛宗岗，因毛纶于此书中又说：“予因病目，不能握管，每评一篇，辄命岗儿执笔代书。而岗儿亦时有所参论，又复有举予引端之旨而畅言之，举予未发之旨而增补之者。”又，尤侗的《第七才子书序》也指出：毛纶“授管于郎君序始氏，使加校订，参赞其成焉”。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正文采用“李卓吾评本”，并吸收志传系统所谓“古本”的若干内容，再作修改而自成一个版本系统。其评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修改文辞，即对《三国演义》的文字进行加工润饰，删去繁冗复沓乃至龌龊不同之处，使全书语言更加规范而流畅。二、修改情节，依自己的文学观点对一些情节进行改变、增加、删削。三、重作批评，即不满“李卓吾评本”的批评而自己重新详细批评。四、整顿回目，将“李卓吾评本”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各回回目即取上下两则标题，在“参差不对”的基础上，对全书回目作了加工，“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凡例》之五）。五、削除论赞，旧本《三国演义》夹有较多论赞，显得累赘繁琐，毛氏往往加以削除。六、改换诗文，即对旧本正文中的一些诗文进行该换和删削。其中前三个方面反映了毛氏父子的主要文学观点。

　　第一，演义论。毛评的特点是强调蜀汉正统论。对于《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三国间的纷争和皇权更迭，毛氏父子从朱熹等的封建正统论出发，接受南宋以来尊刘贬曹的倾向，把“李卓吾评本”中的那些牴牾的描述、唐突的评语，删的删，改的改，以力求完全符合包括封建正统论在内的封建观念。其纲领性的《读三国志法》第一条即强调正统思想：“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批评“陈寿之《志》未及辨此”和“司马光《通鉴》之误”，表示要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来进行修改和评点。毛氏父子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意“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认为这部小说是“继麟经而无愧”。因此，毛氏在评改中特别注意加强“尊刘贬曹”的色彩。例如“李评”本第一回写刘备出场时道：“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话，原本于史传，但从正统的封建道德观来衡量，难免有损其令名。因而毛评改为：“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而曹操出场时，“李评”本为：“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接着还介绍曹操曾祖曹节“仁慈宽厚”、父曹嵩“忠孝纯雅”等。而毛氏对此大加删削，曹操的出场只剩下十九个字：“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对其先人的介绍，也只留下操父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一语。毛氏父子作这样修改的意图，在回评中说得很明白：“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而书‘蜀兵入寇’者，何哉？”诸如此类在正统思想指导下加强“尊刘贬曹”色彩的修改和评点，贯彻通篇。

　　这种封建正统论，显然与“李评”本中多次表露而被毛本所删除的、带有民主倾向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的观点背道而驰，这在思想认识上其实是退了一步。作为穷困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变故，毛氏父子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们的思想固然被束缚在正统的儒家观念上，但世事的沧桑赋予他们一颗比较正直的良心。他们虽然从政治、历史、道德角度批评时不离三纲五常、忠信节义等教条，但也可以看到他们对炎凉世态，时弊恶俗的种种抨击，其“尊刘贬曹”的倾向，本身也渗透着他们痛恨昏君佞臣、暴政贪官，向往明君良臣、仁政爱民，乃至反对外族侵扰的思想情绪。他们的评改，虽难以全面概括《三国演义》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内容，但他们却是最早集中而系统论述《三国演义》主旨的研究家。

　　第二，虚实论。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称赞《三国演义》“真而可考”，认为：“读《三国演义》胜读《水浒传》。《水浒传》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演义》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据此，似乎毛氏重实而轻虚，但从毛氏的具体评改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艺术观点与《读三国志法》中的主张是有出入的，他们不但没有排斥艺术虚构和想象，而且有时还比原作有所加强。比如“云长秉烛达旦”一事，早为史家指出无据（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而毛本又特意据志传本等将此添加进去，并在夹批、回评中一再加以褒扬。此外有关关羽的“单刀赴会”、“独行千里”、“义释华容”，都或与史实有异，或是纯属虚构，而毛氏却将它们称作“妙文”，并在《读三国志法》中认为此四事即为关云长之所以能刻画成“古今来名将中之第一人”的典型情节。由此可见，毛氏父子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三国演义》当作小说加以关照，对虚实关系也有比较合理的认识，并没有把历史小说同历史著作等同起来。

　　第三，人物论。毛氏父子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历史小说在塑造忠奸这两类形象时的复杂性。如《读三国志法》中论曹操这个形象：“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受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曹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始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窃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他们的修改也是曹操成为最成功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接受了金圣叹的性格论，如在第三十五回回评中说：“一人有一人的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不少批评对《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刻画性格的艺术经验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例如他们指出了张飞的性格自与诸葛亮接触后有所发展变化。在第六十三回写到张翼德义释严颜时总评道：“（张飞）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余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余而智亦有余。盖一入孔明熏陶而莽气化焉，骄气亦化焉。”但是，从总体来看，毛氏父子的人物形象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受史学观影响较深，多从社会政治、道德才能等方面来加以品评；二是突出甚至夸张人物品质的主要特征。这样，就难免使他们的人物形象论倾向于类型化而不是性格化。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总论《三国演义》“人才之众”时，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人物形象的看法。他们认为《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就是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可称三绝”、“三奇”，这三人的“奇绝”之处，即为：一是“名高万古”的“贤相”，一是“绝伦超群”的“名将”，一是“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奸雄”。这都是侧重于从类型上来加以考虑，而不是从性格上来加以分析。其他如谈到“运筹帷幄”的徐庶，“行军用兵”的周瑜，“料人料事”的郭嘉，乃至“道学”如马融，“文藻”如蔡邕，“应对”如秦宓，“舌辩”如李恢等，大致都是如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氏父子致力于修正“李评”本中那些使之性格复杂或者矛盾的文字。如果说毛评本写“奸”之曹操尚能照顾到其“雄”的一面，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奸雄”的话，那么对刘备、诸葛亮等，在“尊刘贬曹”的驱使下，就不去写其“伪”，写其“诈”，写其有损高大形象的一面。例如就诸葛亮形象而言，小说写到刘表病重，曾托孤于刘备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李评”本写刘备讲仁义，“力辞不受”，次日回新野。接着又写道：“孔明问其故，玄德乃言托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祸不远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这样描写虽然突出了刘备，却贬低了孔明，毛氏于此作了删节，只简单写了刘备的推辞。再如诸葛亮重用马谡，是其用人上的失误。毛评本叙诸葛亮用马谡，是由于在平南之初马谡提出“攻心为上”的策略而正合己意，这还在情理之中，而“李评”本却在马谡尚未发表“攻心”的高见之前，就写“孔明见谡高谈阔论，甚是爱之，愈加敬重”，显得诸葛亮一开始就喜欢马谡的夸夸其谈，无识人之能。因此毛评本作删改更有利于诸葛亮形象的高大。甚至为了使诸葛亮形象更加理想、更加完美，连“李评”本中的一些孔明的过歉之词、夸饰之词也被毛本删改殆尽。如诸葛亮初见刘备时说的“恨亮年幼才疏，不能治政”、游说孙权时说曹营战将谋士“如亮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等语，都被勾消。总之，毛使用正统的儒家思想，对作为智慧加忠臣化身的诸葛亮形象作了严密的修正，对一切有碍于诸葛亮高大完整形象的笔墨都做了加工，使诸葛亮的性格更单纯化、理想化。诸如此类，毛评使一些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比“李评”本更加统一，更加单纯，因而也更加类型化。应该看到，毛氏父子的评改使这些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更具单纯和谐的魅力，也是一种理想的美的典型。但过分强调类型化而不注意个性化，有损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

　　第四，结构论。历史小说的结构受历史真实的限制，因而更难经营。以前的评论如“李评”本、“钟评”本对结构问题都谈得比较少，而毛氏父子在这方面用心甚多。《三国演义》一书，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却写得结构严密，布局精巧，具有杰出的情节结构艺术。毛氏父子首先强调小说的艺术结构不能凭空架设，而必须符合客观生活实际。如第九十四回回评说：“《三国演义》一书，所以纪人事，非以纪鬼神。……不似《西游》、《水浒》等书，原非正史，可以任意结构也。”第九十二回回评说：“观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结构之法矣。”其次，他们重视结构的完整和统一。他们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头绪繁多，而如一线穿却”、“总成一篇”，是一件完美的艺术整体。《读三国志法》中特别将《三国演义》与“不相连属”的《左传》、《国语》史书和“不能贯穿”的《列国志》等小说加以比较，从而肯定了只有连贯统一、结构完整的历史小说才能赢得读者。第九十四回回评《三国演义》结构之精道：“读《三国演义》者读至此卷，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后相因，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文如常山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

　　在注意结构的自然与完整统一的总体思想指导下，毛氏比较细致地总结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在线索联结、布局穿插、裁剪取舍等诸方面的艺术成就。

　　毛氏父子十分重视抽出线索，提纲挈领。他们指出：“《三国演义》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六起六结的线索是：一，叙献帝，从董卓废立起，至曹丕篡夺结；二，叙西蜀，以成都称帝起，至绵竹出降结；三，叙刘、关、张三人，以桃园结义起，至白帝托孤结；四，叙诸葛亮，以三顾茅庐起，至六出祁山结；五，叙魏国，以黄初改元起，至司马受禅结；六，叙东吴，以孙坚匿玺起，以孙皓衔璧结。这六条线索是《三国演义》一部书的六大部分，情节发展的脉络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互相穿插，密不可分，浑然一体，正如毛氏所说：“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可知也。”这种“联络交互”的“章法”，毛氏总结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天丝补锦，移针匀秀之妙”，以及“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等。这些“章法”主要论述了有关前呼后应，断续相间、过渡衔接、起承转合等问题，比金圣叹所概括的有关“文法”显得更加细密。

　　关于布局穿插，毛氏父子强调完整统一中有变化多姿的美。《三国演义》情节奇曲，引人入胜，毛氏父子在论这一点时一再肯定其“正笔”与“奇笔”的交互运用，认为其情节安排“参差错落，变化无方”，“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种种变化，令人测摸不出”，以致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对于总体间架，毛氏父子指出，这部小说“叙三国不自三国始”，而“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而“终之以晋国”，这样，“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以致显得波澜曲折，“成绝世妙文”。对于局部段落，毛氏父子指出其“正叙黄中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正叙昭烈争荆州，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有一种“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因为有这样的布局穿插，才使一部《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不呆滞死板，显得摇曳跌宕，波澜起伏，有一种奇曲变化的美。

　　在详略取舍方面，毛氏父子也有所论及。他们认为，《三国演义》详写曹、孙、刘，“其余诸人纷纷滚滚，不过如白茅之藉琓琰而已”。在《读三国志法》中有一节专论“以宾衬主之妙”，指出小说中有些人物或故事是略写，处于“宾”的位置，而另有一些是详写，处于“主”的位置，如“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诸葛亮历仕两朝，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晚来先死之庞统，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庞统又其宾也”。这里有宾有主，有详有略，详略得当，以宾衬主，正是使整个艺术结构既完整和谐，又错落有致的重要一法。与此相关，毛氏父子还论述了虚实相间的章法，例如第五十一回“孔明一起周公瑾”总评指出：“当周瑜战曹仁之时，正孔明遣将取三城之时，妙在周瑜一边实写，孔明一边虚写。”在这种虚虚实实的描写中，他们特别欣赏“以虚代实”、“虚中见实”的章法。其中典型的如写诸葛亮出场时，虽“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毛氏形容这种“于无处写”的美学效果道：“隐隐跃跃，如帘内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测不定，至于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如隔墙闻佩声，并半面亦不得见，纯用虚笔，真绝世妙文。”

　　总之，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虽然以儒家正统观念来评判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难免失之片面，但同时又使小说的主旨更加集中凝练，人物形象更加类型化、理想化，使作品更加完整统一。虽然其艺术分析缺乏金人瑞那样的独立性，有牵强琐碎之嫌，但在明清时代的《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他们能自觉地注意文学批评，比较细密地致力于艺术分析，成就也最高。他们的评改，为丰富历史小说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三国演义》最终定型，成为一部不朽的传世名作。

　　清代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尚有《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一种（清两衡堂刊本）。李渔（1611-1680），字笠翁、谪凡，别署笠翁道人、随庵主人、新亭客樵，原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如皋，晚年定居于杭州西湖，因自号湖上笠翁，人称李笠翁。他兴趣广泛、才思敏捷，工诗善文，旁及杂艺，尤长戏曲。著作有传奇《十种曲》、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及诗文杂著《一家言》等。李渔为当时著名的才子型文人，他的小说创作特色是娱乐性强，基调轻松，富于戏剧、闹剧色彩，较少封建正统道德的说教。所谓“李评”《三国演义》，其正文是以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底本，再参照毛本修改而成，其评语却以照搬毛本为主，或将毛批稍作增删润饰而成，但也有少量搬自“李评”，或将“李评”、毛评两本批语调和凑合而成，仅有个别新批。另外，醉耕堂本《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卷首李渔序云：“《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演义》之评，独未之及。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乃酬应日烦，又多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鉥心抉髓之谈，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因伯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以赘乎。”序末题“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莫山之层园”。此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患病未起，次年（1680）一月即病逝于层园。所以此“李评”为书商在承袭“李卓吾评”、毛本批语基础上稍加选择、点窜而成，加托以行世。李渔虽未批点《三国演义》，但在序文中对毛氏父子的评改作了较高的评价。

　　自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后，清代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基本消沉下来，一些序文杂志诸如清高蹇侯的《三国英雄略传序文》、徐时栋的《烟屿楼笔记》卷四、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二等，大多强调史鉴功能，教化作用，其艺术见解只限于片言只语，没有超出前人的论述。至于清黄叔瑛在《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中评价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评价至高，正说明了自此以后，直至晚清的《三国演义》研究者鲜有超越毛氏父子的了。

　　本文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版《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二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