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三国》，是出于英雄崇拜的个人情结；今日评《三国》，则是出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思辩。
起于蓬蒿，源出结义，刘氏实在象极了今日星罗棋布的民营企业：出身草根阶层，原始的股权结构，粗放的家族管理。尽管刘备仁厚、关羽忠勇、张飞善战，但还是无法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最大行政资源、人才济济、销售网络众多、类似大型国有企业的曹魏政治军事集团相抗衡，所以节节败退，征战多年，竟未有寸土立足，只能寄人篱下。一直到三顾茅庐，聘请了职业经理人诸葛亮，亮出"振兴汉室"的旗号，加大刘备正宗皇家血统的形象宣传力度，增强了品牌效应，礼贤下士，广纳人才，结盟东吴，锁定尚未充分开发的西部市场，先夺荆州、复取巴蜀、再拔汉中，终于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格局。是谓成也诸葛。
然则以诸葛亮之旷世奇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竟只撑得半壁江山几十年，遑论复兴汉室、一统天下之发展愿景了。究其原因，第一责任人还是诸葛亮，是谓败也诸葛。
一是宏观战略的失误。隆中对策，三分天下，足见孔明先见之明；因荆州之争孙刘交恶，力劝刘备放弃报复计划，夷岭之战后，能迅速修补结盟关系，也说明诸葛亮的中期决策非常理性；而平定南蛮之后，便急于扩张，六出祁山，频频北伐，可见他的后期战略有些急于求成，不知休养生息，连年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衰竭，此蜀国败亡之主因。这里可能有对形势的误判；更可能是出于对刘备信任及临终重托的回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可能是想在有生之年大展宏图、拯救苍生、以战止战，名垂青史，让"政绩工程"给害了。心态的不平最终导致其战略决策的失误，用今人的观点来看，就是没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谋求可持续发展。
二是人才培养使用的失误。曾几何时，西蜀群贤毕至，良将如云，到头来却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见人才凋零之状。这其中诸葛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家族企业的制约，他信任和使用的都是各大股东或核心层的后人、亲属如关兴、张苞、马岱等等，而人才选拔培养的渠道一直未能拓宽；这多少还有些情有可原，但对历史有些问题的魏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不肯委以重任，就大大值得商榷了。魏延之才，敢与五虎将叫板，军事才干当是说得过去的，不然刘备也不敢让他扼守汉中咽喉要地了；之前反反复复，频频跳槽，无非是未寻得明主，良禽择木而栖么，自从归了刘氏集团，倒实在没有什么异心；换一个角度看，此人正义感颇强，敢作敢当，眼光高远，自有他的优点；但这个人又有些"刺头儿"，爱发表些不同意见，老诸便不喜欢他。而他极喜欢和极信赖的小马却又只能纸上谈兵，不堪重任，失了街亭；无奈之下，孔明只好招降纳叛，从对方阵营里先后挖来王平、姜维，这又不免冷了旧部的心；甚至为了姜维顺利接班，扫除政治障碍，临死还设下计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最有资历的魏延。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诸葛亮用人视野不宽、知人不明、气度不够、后备人才培养不力，譬如在对魏延、马谡的评价和使用上，明显地刘备就高出一筹。
三是管理模式的失误。按照常理，刘、关、张三大股东先后弃世，第二任董事长刘禅言听计从，充分授权，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完全集中在诸葛亮总经理手里，刘氏企业应该更有作为，但结果却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诸葛先生勤政、爱民、公正、无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从敬业精神、专业水平、执政能力、职业道德哪方面看，诸葛亮都绝对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圣贤；但以"诸葛一生惟谨慎"的个性来看，想必由于忠君思想的历史局限，没有及时地转换高级幕僚角色，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无微不至，凡事按既定方针办，似乎有些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如此一来，下属们只要照丞相的意思办就行了，丞相比咱们高明，什么都考虑到了，长此以往，领导力、执行力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却没有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君至察则无臣"，从这个意义上得到重新解读，下属们得不到充分的锻炼与培养，"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最终导致人才匮乏。更可怕的是：千斤重担系于一肩，国家安危全凭一身。反观魏国则由于司马篡政，客观上进行了资产重组，打破了曹氏家族管理模式，组织架构进行再造，吸纳了邓艾、钟会等新生代人才，并形成内部竞争机制，兵强马壮，南征东讨，三国归晋，自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这样的判断当然是从历史伟人的高度作要求的，绝无亵渎圣贤之意；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讨论前人的管理缺失，瑕不掩瑜，却让万世景仰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可以效法。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姑妄言之，故称歪评，可博一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