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七回“孙坚跨江击刘表”，描写孙坚自东吴出兵，跨过长江攻打襄阳的刘表，却不幸被射杀身亡的故事。战前孙坚“差黄盖先来江边安排战船，多装军器粮草，大船装载战马”，杀到荆州地带，先命孙策“登舟杀奔樊城”，与刘表的大将黄祖打了一个前哨战，将其击败。黄祖“弃却樊城，走入邓城。”之后丢盔弃马，再失邓城，逃回襄阳。孙坚遂“命黄盖将船只进泊汉江”（即汉水），“兵分四面，围住襄阳攻打”。刘表派吕公突围向袁绍求救，却在岘山意外地射杀了孙坚。这半回故事写得气势宏大，一波三折，水陆并战，惊心动魄。
然而，据史料记载，孙坚击刘表只是一场典型的陆战，并没有动用水军“跨江”击刘表。
《三国志》记：“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坚乃前入至雒，脩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讫，引军还，住鲁阳。”，“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
《资治通鉴》记：初平二年，“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其将黄祖逆战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遂围襄阳。表夜遣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曲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
两书除年代记载相差一年，对战役的进程记载大致相同。从地理上看，孙坚是从鲁阳（今河南平顶山西鲁山县）出兵，南下攻打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的。战役过程是先在樊城与邓城之间击败黄祖，然后追击渡过汉水，抢占了襄阳南部的岘山制高点，形成包围襄阳的态势。
依《三国演义》第八回描写，“孙策换回黄祖，迎接灵柩，罢战回江东，葬父于曲阿之原。”此处“回江东”三字，证明孙坚此战是从江东出兵的。“江东”即指后来三分天下的“吴”都“建业”（今南京），东汉时属“丹阳郡”。“曲阿”即今江苏丹阳市。自建业到沿水路西征，先要经过江夏（今武汉），行船500多公里，然后才能顺汉水而上，再行船150公里，北攻襄阳。而史料记载此战孙坚自鲁阳出兵，南下攻打襄阳一路都是陆地，进攻距离只有150公里，大概相当于武汉到襄阳的距离。而自南京到武汉这500多公里的水路，是罗先生让孙坚在小说里多跑的。进军的方向，也从北南下，改为自东征西，再从南北上，完全相反。小说描写的“跨江”，跨的也不是史实中的汉江（汉水），而是天险长江了。
史实是“南下攻襄阳”，《演义》写“北上攻襄阳”，若按《演义》的进军方向，依照严格的地理，唯一打法是自长江西进，然后在江夏（今武汉）自长江进入汉水北上，到岘山以东登陆，占据岘山制高点，舰队沿汉水北上控制水面，小部分兵向北阻击樊、邓，主力从岘山向北主攻襄阳，汉水登陆舰队东、西夹击辅攻襄阳。但如此打，演义所描写的以江水为障碍，以樊、邓为屏障，黄祖依这个形势打前哨战，就不可能出现了。另一个打法，是按演义描写，樊、邓两地根本就是刘表驻军，孙坚也不先抢岘山，如果那样，刘表就可以用樊、邓两地兵马，与襄阳兵马夹击汉水上的孙坚，这是孙坚钻口袋找死去了，也不可能。总之，只要从江东水军出兵，按实际地理是无法打出演义所描写的这一仗的。
结论是：《演义》作者为了强调“三分天下”小说主题，诱导读者很早就认同吴军水军厉害，在此故意模糊了地理概念，颠倒了樊、邓两城与江水（实战中的汉水）的位置，把汉水模糊地改成长江，这样孙坚登陆后就可以先把位于襄阳“南部”的樊、邓两城拿下，直逼襄阳，再把本在襄阳南的岘山，移到襄阳北，然后再写孙坚进兵岘山合围。另外，小说写刘表派人去请袁绍救兵，突围到岘山意外射杀了孙坚，这也是史料中没有的。如果真是向袁绍请救兵，应该向北突围，而不是向南突围。把地理位置一改，吕公向北突围在岘山射杀了孙坚，就合理了。小说就是这样把按照地理形势不可能发生的一场战役，全部合理化了。
罗贯中为突出主题和塑造人物，经常会使用此一类移花接木、混淆虚实的创作手法。现今的诸多学者，面对当代的创作，一定会无视艺术创作的规律，站出来挑剔文学创作者的此类“硬伤”。这样的学者，多半也都是无知的“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