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经过数次挫折，终于拥有了兖州。正是从兖州根据地，曹操的势力开始崛起，以至后来得以奉天子令诸侯，纵横中原，扫荡群雄，最终一统北方，奠定了魏晋时代的基础。
早年，因曹操积极起兵反董，故而曹操及其宗室成为了由董卓把持的东汉朝庭的打击对象。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愿随军，便来到徐州的琅琊郡（今位于山东临沂）避难。曹操领有兖州时，正值群雄割据；同时，形成了以袁绍、曹操、刘表为一方，以袁术、公孙瓒、陶谦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同盟，不断发生冲突与战争。这期间，曹操考虑到与徐州陶谦的敌对关系，一直打算将正在琅琊避难的曹嵩接到兖州，并派遣泰山郡的郡守应劭接应。
但就在曹嵩率子、妾离开琅邪，行至琅邪郡与泰山郡两郡交界时，遭到徐州军队追杀，全体遇难。
该事件有两个疑点：
1。谁是谋害曹嵩的元凶？
这个问题原本极为清楚，谋杀曹嵩的元凶只能是陶谦。可是，也有一种“谋杀曹嵩只是陶谦部下行为，陶谦本人并不知情”的说法流传了下来。而以反曹为政治倾向的小说《三国演义》就是采用了这个传说，使该说法影响很大。
2。谋杀曹嵩的时间，究竟是在曹操两攻徐州之前，还是两攻徐州之间？
一般认为，曹嵩被害后，曹操立即接连发动了两次对徐州的惩罚战。但也有个不太常见的说法，认为曹嵩是在曹操第一攻徐之后遇害的。这两种说法，涉及曹操进攻徐州在道义上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曹操是在其父遇害后两次进攻徐州，则享有道义上的正义性；如果曹操进攻徐州在先而陶谦害操父于后，则曹操进攻徐州就不再享有道义上的“正义性”。
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现有的史料之间存在矛盾，需要辩析一下。
本人的结论：第一、陶谦是谋杀曹嵩的元凶；第二、曹嵩遇害发生在曹操两攻徐州之前。
本文讨论第一个问题，即：陶谦是谋杀曹嵩的元凶。
对于谋杀曹嵩的元凶，有如下几种史料：
《三国志·武帝纪》：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
《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大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
《后汉书·曹腾传》：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世语》：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
上述史料指出，曹嵩之被杀，乃由陶谦指使部将所为，谋杀曹嵩的元凶是陶谦，所叙事实清楚，没有疑点。
但是，奇怪的是，另外有两种史料，对此却又有不同的说法。
《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
《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此两种史料，《吴书》认为张闿擅杀曹嵩、陶谦本人并不知情；而《后汉书·陶谦传》则认为是士卒贪财，袭杀了曹嵩，暗示陶谦并不知情。
分析一下上述两类史料，则《吴书》及《后汉书·陶谦传》之不实，较为明显。
第一、《吴书》的相关记载极不可信，理由如下：
1、《吴书》亲陶谦的立场极为明显，有刻意为“陶谦谋害曹嵩”开脱之嫌疑。
二十四史的《三国志》、《后汉书》中，陈寿和范晔都为陶谦作了传记，两本传记内容基本相同，而且也都对陶谦治理徐州持批评态度：
《三国志·陶谦传》：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㈣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
《后汉书·陶谦传》：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簄，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始与合从，后遂杀之而并其觽。
在陈寿、范晔的史笔下，陶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背道任情”，还颇有点阴险狡诈。在本传中对传主直接使用大量的批评语言，可知，史书作者对陶谦这个人物是持否定态度的。
而韦昭所著《吴书》笔下的陶谦又是什么形象呢？转引《三国志》裴松之注中的一些文字：
——谦性刚直，有大节
——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
——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
上述第三条史料，采自曹嵩遇害事件的记载，根据这个说法，陶谦哪里害了曹嵩，反而是派了二百名骑兵帮助护卫啊。
显见，《吴书》对陶谦的溢美之词跃然纸上。对比一下陈寿、范晔对陶谦的负面评价，《吴书》亲陶谦的立场是明摆着的。
《吴书》亲陶谦的一个原因是，东吴孙氏与陶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其第一代领导人孙坚（时为袁术的下属），与陶谦结成同盟，这个同盟恰恰以曹操、袁绍、刘表等为敌的。而曹操与陶谦之间的仇怨，也正是源于两个同盟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吴书》作为东吴官方史籍，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东吴官方的某些立场，如抬高陶谦、敌视曹操等。能说明《吴书》亲陶谦立场的还有一件事，《吴书》中记载了东吴名臣张昭在陶谦死后所致的悼辞，曰：“……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哀我人斯，将谁仰凭？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吴书》特意记载了这段悼辞，侧面反映了后来的东吴官方对陶谦的亲善立场。
既然《吴书》对陶谦亲善，对曹操敌视，则在曹嵩被害事件中，《吴书》的记载倾向为陶谦说好话，自在情理之中，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推论。
2，《吴书》的相关记载，其内容本身就漏洞百出，疑点重重。
《吴书》出于亲陶谦的立场，将陶谦谋杀曹嵩，记载为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张闿因贪财而行凶。这个记载本身就充满漏洞，不合逻辑，甚至可以说是欺人之谈。
试想，陶谦与曹操处于敌对、战争之中，曹嵩就是为了防止遭到陶谦的毒手才举家奔兖州，陶谦如果没有“背道任情”的乖戾、阴毒的心理，不去干涉听任曹嵩离去就够了，有什么理由要还要主动派遣两百骑兵去护送，对曹嵩表达如此好意？
莫非陶谦是想通过主动护送曹嵩来讨好曹操，想改善兖州、徐州两家的敌对关系？但是，假如陶谦真的想讨好曹操，则应该派出自己的亲信部将，而不会派出张闿这类见财起异之徒去护送曹嵩，这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陶谦又是如何得知曹嵩要举家转移的呢？曹操谋划此事，为了安全一定是秘密进行的，不可能去通知陶谦或当地官员。那么，可能是陶谦打探到的？如果是这样，按常理，曹家的秘密行动，你陶谦侦知了此事也不宜张扬出去，更不宜冒冒然派骑兵去“护送”。
总之，《吴书》的记载，怎么分析都是漏洞百出，疑点重重的。
3，《吴书》的记载，是陶谦的一面之词。
《吴书》记载张闿擅自谋害曹嵩，陶谦本人并无此意，不可能有任何事实根据。推测《吴书》的说法，其根据看来是陶谦的一面之词。但是，陶谦的这个一面之词可以相信吗？有说服力吗？显然没有。
试想，陶谦行凶谋杀曹嵩，其行为令人发指，完全背离了时代的基本道德。他行凶之后，还会主动承认吗？为了逃避舆论责骂及曹操的惩罚，必然会竭力为自己开脱，于是，部将张闿就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代罪羊。况且，张闿行凶之后就再没了影信，是陶谦将他放跑了还是先藏起来后来又跑了都不得而知。陶谦之词，遂成为死无对证的一面之词，完全不能作为说明陶谦没有谋害曹嵩的证据。
《吴书》依据陶谦的一面之词作史，没有什么可信度，道理自明。
第二、《后汉书·陶谦传》的相关记载也不可信。
关于曹嵩遇害之事，《后汉书·陶谦传》记载曰：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可是，同一本《后汉书》，同一个作者的范晔，却在《后汉书·应劭传》中记载到：
兴平元年，前大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
另在《后汉书·曹腾传》中记到：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作者在《应劭传》《曹腾传》两本传记都十分肯定：曹嵩被害，陶谦为元凶；可是，同一个作者，到了《陶谦传》中，却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真是怪事。
分析曹嵩被害之事在《应劭传》和《陶谦传》中的不同记载，范晔在《应劭传》中叙述备详，事实清楚，语意明确；《曹腾传》记载简略但明确。但在《陶谦传》中则语焉不详，甚至根本看不出有曹嵩举家迁往兖州之事，似乎驻守阴平的士卒直接袭击了曹嵩之宅，劫了财害了命，该记载与实情明显不符。
两个传记相对照，无疑，《应劭传》《曹腾传》更为可信。我们不能断定范晔正是有意通过这样的笔法，去提示读者如何辨别真伪，但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的。
不妨推断，《后汉书》作者本人是倾向于《应劭传》的记载的，但作者范晔为南朝人，有一定的东吴传统，为了兼顾《吴书》的说法，因而在陶谦本传中，为传主讳，采用了有利于陶谦的记载。
反观《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应劭传》、《后汉书·曹腾传》中，均明确记载了陶谦是谋害曹嵩的元凶，基本事实清楚，语气肯定，没有疑点。而且，这几部著作的作者，都没有必要刻意诬陷陶谦。且有杂史《世语》之翔实、生动的细节记载作有力之旁证。
此外，史载陶谦指使部下谋害曹嵩，也是很符合陶谦的人格特点及“背道任情”的处世特点的，可作为信史看待；相形之下，《吴书》，《陶谦传》，就成为了需要否定的伪史。
至此，关于谁是谋害曹嵩的元凶的疑问，辩析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