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正史还是演义中，董卓都算得上是个很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作为汉末第一位粉墨登场的军阀，他宣告了宦官与外戚争权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从此开始。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三国，序幕就此拉开。
董卓出身在被称为“边鄙”之地的凉州，家庭背景也较为一般，他的父亲终其一身也只混到颍川郡纶氏县的县尉，这只是汉朝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官员，不论从生活环境还是家庭背景来看，董卓都难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当时那种腐朽的政治环境中，董卓要想通过举孝廉或举茂才这样的途径出仕是极其困难的。
文的不行，那就只有靠武了，汉代有个专门针对西北地区的选拔制度，就是从秦国故地，即“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郡中，选拔良家子弟，征召到中央戌卫部队之一的羽林骑，充作羽林郎。“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众多西北边疆青年出人头地的最佳途径，而这六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士风民俗，也使得羽林骑中名将辈出，乃至于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董卓也正是凭借自己有武勇，才得以被选拔为羽林郎。尽管在历史上董卓臭名昭著，但其勇武过人却是事实，史书上就记载他“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活脱脱又是一员“飞将”。
有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在人们眼里，董卓多半算不得英雄，但这显然不会妨碍他得益于时势，到了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董卓终于迎来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关于这一年，史书记载：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祋祤，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胁同种复钞三辅。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三辅告急的形势之下，朝廷命护匈奴中郎将张奂领率部出征，由于董卓勇武过人，被张奂任命为军司马，随军出战。这一仗，张奂率领的汉军大获全胜，史书记载“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馀人，三州清定”，董卓因军功受赏，“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好不风光！其后，董卓更是平步青云，迁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人们似乎依稀看到大汉的又一颗将星，正冉冉升起。
风光归风光，只是笔者每每读书至此，总是难免对董卓立功之后被拜为郎中感到疑惑不已。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羽林骑有三个级别，羽林郎中、羽林中郎、羽林中郎将，董卓最初担任的羽林郎本身就是最低的郎中一级，秩比三百石，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军司马，至于军司马的品秩，据《后汉书》中所记，大将军下面的司马是比千石，度辽将军手下的司马是六百石，而董卓的上司张奂当时的品秩简直高得吓人——（延熹九年）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这样一算下来，董卓为军司马的时候，品秩多半是不止比三百石了，难道立功受赏，品秩反而要下降不成？这叫受的哪门子赏嘛！从升迁这个角度看，以军功受赏而拜为郎中，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其次：《后汉书》中关于羽林郎有这样一段注文：“前书曰初置名建章营骑，后更名。出补三百石丞、尉。”这说明郎中一级的官员外放到地方，只能由原本的“比三百石”升做“三百石”的丞、尉这一级的小官，从董卓之后的升迁过程看，他从比三百石的郎中直接就迁为千石的广武令，跨度未免太大了些。【注一】
而且，区区一个比三百石的郎中，是否担得起这个“拜”字，是否受得起“赐缣九千匹”的恩赏？这也是个问题。 总而言之，董卓的这个郎中，拜得相当蹊跷。
笔者一直认为，《三国志》的这个记载极可能有误，并且很有可能是错将中郎写成了郎中。因为中郎比郎中品秩要高，是六百石，与大县的县丞或县尉、小县的县长品秩相当。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董卓以军功受赏，由郎中迁中郎，后来又以中郎迁广武令，如果是这样的过程，那才是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升迁。但这毕竟只是假设，缺乏证据。
近日翻阅赵幼文先生遗作《三国志校笺》，惊喜地发现先生在“董卓拜郎中”一条下注曰：
《御览》卷四百七十七引《董卓别传》：太常张奂将师北征，表卓为军司马。从军行，卓手斩购募羌酋，拜五官中郎，赐缣九十匹。卓叹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悉以缣分与兵吏。
“拜五官中郎”，清清楚楚，黑底白字，总算是为笔者的猜测找到个难得的依据。但《御览》的这个记载允其量只能算是一处异文，笔者的猜测仍然是证据单薄，但我们不妨看看年代更早一些的两位名将，一位是李广，一位是赵充国，他们与董卓一样，都是陇西人，可以说他们就是董卓的榜样，而他们的升迁记录，似乎又在进一步印证笔者的猜测。
我们先看李广，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注二】
再看看赵充国，按《后汉书·赵充国传》所记：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邻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身被二十余创，……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连骑将军长史。
不论是李广也好，赵充国也罢，最初都是与西北的游牧民族作战时立下了战功而获得晋升，这一点与董卓极其相似，而李广和赵充国都是被拜为中郎，那么董卓呢？
注一：这么大跨度的升迁也并不是没有，东汉章帝时就曾接受尚书令郑弘的意见，让尚书郎能够破格出任千石令（按汉朝旧制是不可以的），但董卓显然不是举孝廉出来的尚书郎，并且这个以郎官出补千石令的制度是否被沿用，很不好说，比如曹操举孝廉为郎就只是除洛阳北部尉，袁绍举孝廉为郎也只是除濮阳长。因此，笔者认为董卓以郎中迁广武令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注二：《汉书·李广传》中只记载说李广“为郎”，未明确是郎中还是中郎，考虑到司马迁与李广年代更近，加上司马迁与李广之孙李陵关系密切，因此笔者采信了《史记》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