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中国与外国及周围邻邦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与交流，并未因战乱而中断，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对外往来，主要包括曹魏与现在的朝鲜、日本国的往来，孙吴政权与台湾、南海诸国及东南亚诸国的往来。
两汉开辟的丝绸之路，除加深了汉族与西北兄弟民族的联系外，也与中亚、西亚的康居、大宛、大月氏、波斯（伊朗）、甚至远至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都有了外交往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往来交流一直持续到三国时期，魏明帝太和三年（226年），大月氏贵霜王朝遣使来洛阳，被魏赠与“亲魏大月氏王”的名誉称号。
居住在朝鲜半岛的居民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居民之间的交往更是由来已久。先秦姑且不论，就拿汉代来说，从朝鲜半岛上遗留下来的诸如王光墓、王盱墓中出土的精美的蜀汉漆奁具等，均可看出我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我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在三国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
当时，朝鲜半岛分为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小国，这三个国家同中国都经常互通使节，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如孙权嘉禾年间，曾数次与高丽通使往来。《三国志·孙权传》引《吴书》说，吴国使者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前往高丽，虽遭到公孙渊的阻挠，但还是到了高丽，并受到高丽的热情款待。后来，高丽王宫随派使节25人送秦旦等人还吴，并随送貂皮千张、鹖鸡皮十具。第二年，孙权又派谢宏等人出使高丽，途中又曾被曹魏政权所阻挠，几经曲折，谢宏终于不负使命，将孙权的诏书和所赐物品送与高丽王。高丽王回赠孙权骏马数百匹，因所乘船小，谢宏只能载八十匹还吴。吴与高丽的密切关系，由此可略见一斑。
日本早在东汉时就接受了中国的的封号，这从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所发现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可资证明。但当时日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接受汉朝封号的很可能只是九州某一地区的当政者。进入三国时期以后，中日的友好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当时日本三岛上的许多小国共推女王卑弥呼为共主，建立了邪马台（大和）国。卑弥呼随即便与曹魏政权建立了朝贡关系，开始了与汉民族的往来。中日往来的例子极多，比如，魏明帝景初二年六月，倭国女王派遣难升米等人来到带方郡，请求朝见天子贡献物品。太守刘夏派吏员将倭国使者送到京师，使者受到了朝廷的接见。同年十二月，明帝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金印紫绶；又封使者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并授予银印青绶。接见慰劳之后让使者回国，随赠大批礼品，有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栗罽10张，茜绛50匹，绀青50匹，绀地句文锦3匹，细班华罽5张，白绢50匹，黄金8两，五尺刀2口，铜镜100枚，真珠、铅丹各50斤。之后，正始元年，曹魏政权派使者建忠校尉等出使倭国，带去诏书印绶并金帛、锦罽、刀、镜等物品。正始四年，倭国又派使者8人，向魏献上奴隶、倭金、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箭等。从景初二年（238年）到正始九年（248年）的十年间，两国使者往返就有六次之多，后来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在两国交往中，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输入了铁器，使国内经济、技术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国时期，随着孙吴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交通也发达起来，中国与南海群岛上的兄弟民族及东南亚各国都有了密切的交往，相互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孙吴的海船曾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公元233年，贺达等率兵一万，航海到辽东。243年，聂友和陆凯带兵三万，远航到达珠崖、譫耳（海南岛）等地，与那里的兄弟民族有了联系。后来，孙吴的船队还到达夷洲（今台湾），与台湾人民也建立了联系。当时，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人，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部落为单位，设有部落首领，但没有君臣上下之别；居民以耕种和狩猎为生，使用的生产工具及武器还都是石器，有了简单的纺织技术，会织“细布”和“斑文布”。公元236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兵一万，乘大船前往夷洲。卫温等返回大陆时，将台湾土著居民数千人迁往大陆。
海上交通的发达，使孙吴和林邑（越南中南部）、扶南（柬埔寨）、天竺（印度）、大秦等都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梁书》、《南史》等记载，当时“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大体自东南亚一直到欧洲、非洲一带，都已经有了往来。《南史》卷七十八《南海诸国传序》记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这里所记载的孙权的使者经过和听说的南海“百数十国”虽然指当时尚未统一的小国数目，但这个数字反映了当时中外商业交通的发达，远远超过了前代。可以说，孙吴时期的中外海上商业交通是一个关键，它为南朝及以后的中外海上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孙权黄龙年间（229-231年），孙吴就派使者出使林邑、扶南诸国，开始了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交往的历史。赤乌六年（243年），“扶南王范族（当为“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八《外臣部》）。范寻为扶南王时，吴便“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归来后，康泰著《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异物志》，记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风貌。孙吴和扶南的往来相当频繁。当时林邑、扶南所产的吉贝、金属、玳瑁、沉木香、贝齿、象牙、翡翠等经常传入中国，中国的文物也传到了林邑和扶南。此时，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了老挝，水车、建筑术、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了越南。
天竺和孙吴的往来关系，是借助于扶南而开始的。有一次。扶南王范旃派苏物等人出使天竺，天竺王即差陈宋等人，以月支马四匹回赠范旃，此时恰好孙吴使者康泰等正在扶南，于是康泰就询问陈宋关于天竺的风土人情。陈宋告诉康泰，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并介绍国内情况说：‘人民敦庬，土地肥沃’，其都城“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真玮，恣心所欲”（《梁书》卷五十四《中天竺传》）。可见当时印度物资丰富，商贸发达，这是中国对印度的最早了解。赤乌年间，有一个叫康僧会的，其先祖是康居人，后世居于天竺，他的父亲因商贾事宜移居交趾，康僧会随父移居后，由交趾至建业，孙权为他修了建初寺，让他在寺中译经传教。孙吴与天竺也有了文化的交往关系。
据史料记载，大秦和孙吴也有交通往来。《梁书》、《南史》等记载说，大秦商人做买卖，“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在“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商人，字秦伦，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风俗，伦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伦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伦，咸于道故，（伦）乃径还本国也”（《南史》卷七十八《中天竺传》）。刘咸不幸死于途中，没有走到罗马，未完成中、罗之交，但孙吴与古罗马确实还另有往来。《太平御览·舟部》引《吴时外国传》说：“从加那调州，乘大海泊，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既然孙吴的船队到过古罗马，那么自然就会有交往，只不过缺少文字记载罢了。
除上述之外，据康泰《吴时外国传》的记载，孙吴还先后与蒲罗中国、优跋国、横趺国、北掳国、马五洲、薄叹洲、耽兰洲、巨延（迹）洲、滨那专国、鸟文国、斯调国、林阳国等国家和地区有来往。其中说，优跋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竺同。”北掳国“出锡，转卖与外缴”薄叹洲“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滨那专国“出（马真）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结发也。”尽管《吴时外国传》中的地名、里程未必准确，原书且已失传，只能从《太平御览》中见到一些条目、引文。但由此可以看出，孙吴与海外诸国，特别是东南亚、西亚诸国，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外交往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