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由性”的君王
应该说，魏文帝曹子桓可是颇值得一提的人。一方面，他跟阮家曾有不错的交情；另一方面，这位皇帝，他也是“由性”之风的亲身实践者！虽然他没像嵇康他们那样，为“由性”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那行为举止，比起嵇康阮籍来，也丝毫不见逊色。而且最重要的，他可是一位皇帝！在那时，儒家本来就不像汉朝时那么有地位，而在曹丕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大家就更懒得把忠孝节义之类放在心上了。所以说，魏晋这“放任”之风的形成，曹丕可是“功不可没”的。来看看他和大才子们的“由性”故事：
其实不只阮瑀，“建安七子”的另外几位——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也都是曹丕的好朋友。甚至“建安七子”这个流传千古的名头，还是曹丕在自己著名的大作《典论》中给他们一块儿起的。曹丕跟这几位大才子的交情，或许也有他要拉拢人心的目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浪漫得不行的“文人”，所以他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谈文论道，诗酒弦歌。这是属于“文坛”的事，跟政治一点不沾边。
大才子们跟随着子桓、子建兄弟，聚集在魏都邺城，铜雀台上，风和日丽，俯仰抒怀，愉快地交流创作理论。我们文学史上最慷慨深沉、意气昂扬的“建安文学”，也就这样诞生了。于是，历史上就把子桓、子建兄弟和“建安七子”在那个时期的交游，称为“邺下*”，这也成为魏晋这个“*大时代”里，一个最绚亮的开头。
曹丕作为“文坛盟主”，领着一群才子，常常玩着玩着，他就来了兴致，想不起自己是谁了。有一回，阮瑀他们几个在他府里，酒喝到兴起，诗也做得高兴，这时曹丕就想，席间无以为乐，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愉快呢？想着想着，居然就想起自己老婆来了。曹丕的这位夫人，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国色天香，就是曹操灭袁绍时，他得来的袁绍儿子的老婆甄氏。曹丕越想越有趣，就把甄夫人叫出来，让她一同入席，请大家一起来观看。这可把阮瑀他们为难坏了。世子是好朋友不假，但他说不准就是日后的皇帝，这可怎么能看呢！于是个个低了头，眼皮也不敢抬。只有刘桢是个胆大的，心想，他自己都不在乎，我又为什么拘泥呢？刘桢索性抬起头来，把个绝美的甄夫人饱饱看了个够。结果不成想，这事曹丕虽然高兴了，但却着实惹恼了曹操。曹操一听说，这小子居然干出这等事，二话没说，就把刘桢治了罪，要不是被劝住，险些就把人家杀了。
关于曹丕的“由性”，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也跟他喜欢的这些文人朋友们有关：
“建安七子”里，阮瑀的最大长处是作诗，好几首专写老百姓生活疾苦的作品，都是流传下来的名篇。但要说综合水平最高的，得数王粲。他的《登楼赋》等等，非常有名。王粲是“七子”里最后一个去世的，曹丕这时已经是魏国太子，要继承曹操的大业了。他带着文武官员们去给王粲送葬，眼看这些朋友们，一个个凋落，他心里难过，却又不知怎么表达追思才好。这时，他就想起王粲的平生嗜好来了，于是看看官员们说：王仲宣（王粲，字仲宣）生前最喜欢听驴叫，我们就一起来学驴叫，为他送行吧！这王粲也是高人，喜欢听啥不好，居然喜欢听驴叫，或许高才的人难免会有些独特的爱好吧。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但又不敢不听。于是，就在曹太子的带领下，大家齐声驴鸣，声音此起彼伏，把个王粲的葬礼搞得好一番别开生面。
阮瑀是在王粲之前去世的，死时才不过四十来岁，丢下了妻子和三岁的阮籍。阮家原本就不是显赫的家族，阮瑀也没当多大的官，他这一死，家门一下就更显得凋落。不过，让阮籍的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贵为世子的曹丕，居然在这时，跑来探看他们母子了！于是，刚刚三岁的阮籍，跟这位“由性”又多情的皇帝，还曾见上了一面。只不过那时他还小，可能还不记事呢。
曹丕来看望生前好友的遗孤，看着年轻的母亲和幼小的孤儿，伤心得不能自已，当即提笔，写下了一篇《寡妇赋》，赠给这母子俩。仿佛这还不够表达他的怜惜，他就让王粲跟着一块儿来写。曹丕在序中说：
陈留阮元瑜（阮瑀，字元瑜）与余与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
也许，这件事对于曹丕来说，只是他性情的自然流露，并没有什么特意而为。但是，这对小时候的阮籍，可是十分重大的。虽然当年阮瑀跟随曹操，那是出于无奈，但年轻时的阮籍，他对曹家却多少是有情意的！本来阮籍出生的时候，天下就几乎变成了“魏”，他当然是一辈子也没食过“汉禄”了，对那已成往事的“大汉”，根本没什么印象。幼年的孤苦中，这位当时的世子、后来的皇帝的关怀，无疑会深深地印在他心里，没准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的骄傲。阮籍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渴望能在当世建功立业。那他要报的这个“国”，到底是哪个“国”？当然是“魏国”！而不会是“大汉”，更加不会是“大晋”了。
公元220年，大魏黄初元年，曹丕成功地实现禅位，当上了皇帝。而这时的阮籍，也已经11岁。魏国经过曹操多年的经营治理，实行屯田，兴修水利，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好了起来，已经出现了一番“治世”的气象。曹丕在这方面，则继续推行他父亲重视农业的政策，国家的政局又比较稳定，于是国力进一步攀升，多年战争的破坏被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太平时期的东汉。阮籍就在这样的时代中，走进了他的少年。他的确是充满了希望，或许还认为自己是“正得时宜”，于是，像所有攻书学剑的青年士子一样，报国济民、扬名于世的愿望，就在阮籍的内心里热情地萌发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