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的责任
鼎足三分已成梦。蜀国的灭亡，是广大三国迷甚感悲痛的事。有的读《三国演义》甚至读到诸葛亮死就读不下去了。是啊，有如此之险国，有如此之人才，竟然这样前后只有六个月就出乎意料的猝死了，当年刘备可是花了三十八年的功夫和大价钱的啊（凤雏庞统），对此谁该负责？
刘禅的首要责任。毫无疑问，刘禅是亡国的首恶。虽然刘禅并不凶残，没有大肆屠戮无辜，但是，把国家治理好才是君王的本职。可是刘禅做到了吗？根本没有，他是一个不以家国为念的无为昏君。他的治国是白纸一张，或者说是黑白夹杂，正事没有一两件，错事倒不少，其中他宠爱祸国殃民、狡诈阴险的宦官黄皓和为人无行的陈祗，导致国家政局混乱，到了连一号顶梁柱姜维都要出外避祸的地步。在他的亲政治理下，把诸葛亮时代留下的官吏清廉爱民、尽心尽责的优良传统糟蹋得一干二净，导致经济滑坡，百姓困苦，大量逃亡。据《汉晋春秋》记载：东吴孙休时，薛珝为五官中郎将，被派到蜀国买马。回去后，孙休问蜀政得失，他回答：“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意思是说蜀国以刘禅为首的君臣怡然不知祸之将至。这已经点明了谁是亡国的首要责任者。
姜维请求加强防守，刘禅拒不安排；在本来蜀国可以据成都一战的时候，刘禅却听信投降派谯周等之言，毫无斗志，不战而降了。须知，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其父刘备攻打成都，刘璋是在马超归降，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文臣武将聚集之时还抵抗了几十天才被迫投降的，相比之下，刘禅连暗弱的刘璋也不如，真不知他有何面目去见刘备！所以今天的成都武侯祠里根本就没有刘禅的席位，倒有他不屈而自杀的儿子刘谌的位置。如果刘禅决意死战，坚守一年半载是完全可能的，当时东吴已经起兵援蜀，霍弋等已经准备勤王；而钟会也将退兵，邓艾搞不好还会被“反包饺子”，可惜一切都被刘禅给葬送了。
投降派的责任。面临亡国危机，是谁起了推波助澜的恶性作用？是以谯周为首的投降派。谯周是很有学问的，也曾经劝谏刘禅裁减后宫、乐官，但他的心思根本没有用于保家卫国。
在蜀国，有一句话“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就是说存在荆楚人、东州人、益州人（地位次降）的争权夺利，当时益州开化较迟，文化没有中原发达，人才自然就少，除了皇帝，蜀国掌权的一流人才基本上都是“外来户”，益州人士很不满。所以他们对蜀国的忠诚度就成问题。其中，跳得最厉害的就是谯周和杜琼。
谯周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尽管陈寿不免有些隐晦，如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但《三国志》里还是把他的卖国嘴脸刻画得十分传神。刘禅召集紧急会议，计无所出。有的以为可奔盟国东吴；有的以为南中七郡可以自守。而谯周却以为：“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的；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与其将来再受辱，何如就此一辱？南中群小之心，谁能保证？”有人认为邓艾已经不远，恐不受降怎么办？（天哪，他们担心的居然是人家愿不愿意受降的事！）谯周“大义凛然”地说：“现在东吴未服，他们不得不受降，不得不礼遇。若魏不裂土以封陛下，我请孤身到京都，以古义争之。”刘禅还想入南，谯周上疏劝阻，其文引经据典，却是为了“卖国”二字，不引用也罢。
孙盛指责道：“（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谯周这样不遗余力地推销“亡国论”，是来源于杜琼的谶言“代汉者，当涂高也”（鼠目寸光的袁术贸然称帝便源于误听了这句谶言），杜琼说“魏阙”（朝廷的代名词）、官名各“曹”（相当于现在部委所属的司）都意味着天命归曹魏，而且另一个学者周舒也说：“当涂高者，魏也。”其实这是为投降做舆论宣传，其时魏国的实权归曹氏吗？自从司马懿政变以后，实权就归司马氏了，司马氏和各“曹”难道也有关系吗？这其实是不值一驳的荒诞言论，偏偏它就吃得开，大行其道。因宦官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亡国前一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就在柱上书写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这是什么意思？他拿刘备的“备（具）”和刘禅的“禅”（授）字做卖国文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会替刘禅分忧吗？所以唐朝罗隐《筹笔驿》中沉痛的写道：“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三国演义》里，舌战群儒的诸葛亮批评一些区区于笔砚之间，寻章摘句的世之腐儒：“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说得正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白白吃了蜀汉这么多年禄米的谯周之类的人。
陈祗和黄皓的责任。说起陈祗和黄皓的恶行，蜀人无不切齿。犹如赵高之引诱胡亥，是陈祗引诱本来智力就成问题的刘禅一步步滑入堕落深渊的，正因为他们的阴险狡诈，上下其手，蝇营苟且之辈亲附，把本来三国里吏治最好的蜀国搞得乌烟瘴气，江河日下，他们自己也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最为可恨的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竟然不顾国家安危，想要以右大将军阎宇取代被魏国评为“蜀所恃赖，唯（姜）维而已”的姜维，让这不是拿国家命运来开玩笑吗？《华阳国志》记载：“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刘禅欲杀之。”不料刘禅反而为他打圆场：“黄皓只不过是趋走小臣罢了，以前董允切齿，吾常遗憾之，君何足介意！”姜维见黄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只好逊辞而出，后请求沓中种麦，以避内祸。
从来皇帝对宦官的过度宠信都会带来致命之祸，秦朝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都是活生生的史例，刘禅不借鉴历史，历史自然不会关照他。
国力的悬殊。蜀亡还在于综合国力的悬殊和人才的凋零，这非一人之力所能为，独木难支将倾之大厦，实不能苛责于姜维。三国鼎立时魏国有东汉时设立的九州，人口约万左右；吴国灭时有三州，人口约230万，蜀国灭时仅有一州，约99万。蜀魏的人口比率大约为1∶5。至于人才，与人口总数息息相关，蜀国远不如魏国。君主残暴无德、部下离心离德的如东吴孙皓者自然是亡国之君。但如果彼此君臣相差无几，则是综合国力和人才的较量。魏国在三国中人口最多、当然也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下，魏国也最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统一就是魏国的专利，以少胜多的史例何其之多？
姜维的责任。姜维是蜀国后期唯一的顶梁柱，从投奔诸葛亮算起，在北伐的历程上竟然长达三十四年之久！可以想见他为蜀国付出了多少心血。姜维非常简朴，所得资财，挥手就给了部下，可以说，他在忠贞、简朴、尽职等许多方面都和诸葛亮很相似，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卓吾曾经评道：“姜伯约何如孔明也？答曰：又一孔明也。”
姜维以死报蜀，但他对于亡国不能不负重大责任。
一是连年动兵。他前后十一次用兵，劳民甚重。而且在当时蜀弱魏强的情势下是典型的“为北伐而北伐”，浪费国力、人力，以致“蜀人为大将军连年动兵，皆有怨望。”陈寿评道：“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言辞不可谓不激烈，陈寿推崇诸葛亮，却不看好继承他衣钵的姜维，值得玩味。
二是战略失误。他重攻不重守，自弃险要，最大的失误是设计了一个“殄敌之术”，放弃诸围守，敛兵聚谷于汉、乐二城，想诱敌深入“关门打狗”。若无邓艾的偷袭，钟会准备退兵时倒也不失可取之处，但战场瞬息万变，战局并没有按姜维的设想发展，致使钟会等迅速抵达汉、乐二城和阳安关，还差点回不了剑阁天险。《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其评也不无道理。
但总体而言姜维的责任是次要的，可历史上很多人把姜维当作蜀亡的“罪魁祸首”。其实，姜维只是刘禅的替罪羊而已。原因很简单，正如韩非子所说的“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承担）其非”。
同时，姜维是司马氏的死敌，陈寿不仅是反对姜维北伐的谯周的学生，而且是担任卫将军的姜维的主薄。刘咸炘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使在冷酷猜忌的司马氏手下的陈寿对姜维不记载伪降为复国而死，只记载其“虐用其兵，玩众黩旅”。历史上对姜维也有许多正面评价，而且是越站得高的人评价越高。诸葛亮的且不说，钟会也对长史杜预说：“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公休是“四聪”之一魏国诸葛诞的字，太初是“八达”之一夏侯玄的字，均是名闻天下的大名士，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
作为魏国降将，何以姜维反而如此忠心？就是诸葛亮对他的知遇，加上刘备对诸葛亮的知遇，我们不能不喟叹“士为知己者死”，实是令人垂泪的难得际遇。人生得一知己足也，得之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