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权之尊崇方士及其道术
孙权是孙吴最重要的统治者，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集权程度也高。孙权在道术信仰方面颇为痴迷，与诸多方术之士交往甚密，其中可考者主要有：吴范，《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载其会稽上虞人，“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举有道，诣京都，世乱不行。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他善于预测，“占验明审”，孙权任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决。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孙权本封其为都亭侯，“诏临当出，权恚其爱道于己也，削除其名”[3]。黄武五年，吴范卒，“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刘敦，《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刘敦传》载其平原人，汉末避乱南徙，“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后归孙权，“敦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敦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赵达，《三国志》卷六三《吴书·赵达传》载其河南人，“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决，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赵达善于计算，但其撒豆计数、“至计飞蝗”之类，似乎过于神奇。赵达亦“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又载：“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权问其法，达终不语，由此见薄，禄位不至。”
以上三人长于推测、计算，尽管他们为提高身价，故弄玄虚，但毕竟尚有可以占验的实际效能，因而孙权用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4]此外，孙权交结之术士则多以变幻莫测为能事者，有的则为某些道教流派之先祖。如葛玄，时人称葛仙公，《三国志》卷六三注引《抱朴子》载：
时有葛仙公者，每饮酒醉，常入人家门前水中卧，竞日乃出。曾从吴主别，到洌州，还遇大风，百官船多没，仙公船亦沉沦，吴主甚怅恨。明日使人钩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见公步从水上来，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见而言曰：“臣昨侍从而伍子胥见请，暂过设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太平广记》卷七一《道术一》引《神仙传》载：“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人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之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葛玄乃丹杨道教神仙派——“葛氏道”早期之代表，为晋代丹鼎派代表葛洪之叔祖。《晋书》卷七三《葛洪传》载：“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人晋，为邵陵太守，……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书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5]葛玄以炼丹求仙等术数深得孙权喜爱，《建康实录》卷二《吴太祖下》载：“帝初好道术，有事仙者葛玄，尝与游处，或止石头四望山所，或游于列洲。……帝重之，为方山立洞玄观，后玄白日升天。今方山犹有玄煮药铛及药臼在。”[6]
介象，《三国志》卷六三注引葛洪《神仙传》载：
仙人介象，字元则，会稽人，有诸方术。吴主闻之，征象到武昌，甚敬贵之，称为介君，为起宅，以御帐给之，赐遗前后累千金，从象学蔽形之术。试还后宫，及出殿门，莫有见者。又使象作变化，种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吴主共论绘鱼何者最关，象曰：“鲻鱼为上。”吴主曰：“论近道鱼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方作掐，汲水满之，并求钩。象起饵之，垂纶均中。须臾，果得鲻鱼。吴主惊喜，问象曰：“可食不？”象曰：“故为陛下取以作生绘，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吴主曰：“闻蜀使来，得蜀姜作齑甚好，恨尔时无此。”象曰：“蜀姜岂不易得，愿差所使者，并付直。”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象书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使买姜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识，甚惊，便作书寄其家。此人卖姜毕，捉书负姜，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绘适了。
《太平广记》卷一三引《神仙传》又载介象“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奁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中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已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篇》又载：“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孙权对介象敬称“介君”；，为其立宅，供给御帐，以御姬侍疾，为其立庙并躬祭之等，可见其间交往之密切。
【注释】
[3]
吴范之所以秘其术，《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注引《吴录》载：“范独心计，所以见重者术，术亡则身弃矣，故终不言。”术士以术自重，这是必然的，因此所有术士皆“宝爱其术”，绝不外传，但实际上究竟有无所谓秘术，只有天知道了。
[4]
《三国志》卷六三《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载：“孙吴时皇象善书法，严武善围棋，宋寿善梦，曹不兴善画，孤城老妪能相人，及范、敦、达八人，世皆称妙，谓之八绝云。”
[5]
葛洪祖葛系，《三国志》卷六五《吴书·贺劭传》载又写作“葛奚”，历任太子少傅、大鸿胪。据《云笈七谶》卷六引《三洞经教部·三洞并序》，“仙公升化，令以所得《三洞真经》，一通传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门子孙与从弟少傅奚”。（《真一自然经》所载相同）因此，两晋之间的葛洪致力丹鼎求仙之术，就其渊源而言，显然有其家学的承继。
[6]
《建康实录》卷二《吴太祖下》此条下注引《舆地志》载孙权“赤乌二年，为（葛）玄于方山立观”。《六朝事迹编类》卷一O《神仙门》“洞玄观”条也载此，同书“青元观”条载：“《旧经》云：本吴朝仙公宅也。”同书卷一三《坟陵门》又载：“吴葛仙翁墓。吴太极左仙翁葛玄墓，在句容县西南一里。《郡国志》云：句曲有葛玄冢。”这都是有关葛玄的纪念性场所。
又有介琰，《新辑搜神记》卷二载：“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吴先主时从北来，云从其师白羊公人东海。琰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四遣人往问起居，或见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壮年。吴主欲学术，琰以帝常多内御，积月不教也。”这里也说介琰能变化隐形，有长生之术，与介象事迹颇有相同之处。
姚光，《三国志》卷六三注引《抱朴子》载：“又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身临试之，积荻数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裹之，因猛风而燔之。荻了尽，谓光当以化为烬，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其书视之，不能解也。”
以上以葛玄、介象为代表的道术之士，虽身兼数技，但其核心是成仙之术，孙权与他们交往，绝非仅仅出于好奇而练习隐身遁形等幻术，而是希望能够长生不死。对此，孙权不仅与诸方术之士交往，而且效仿秦始皇海上求仙药的举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
（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浮海求夷洲及画洲。宜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圌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年春二月，……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以往人们谈论孙权遣使浮海夷洲、宜州，或说其拓展海上交通，或说其意在扩大人口等等，这也许都是客观的结果，但实际上孙权的原始动机则是寻求仙药，以企长生不死。孙权的这一举动，显然与其身边的道术之士的蛊惑不无关系。[7]
孙权不仅个人信仰上如此，而且他还组织造神，利用神灵帮助其统圌治。《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太元元年五月下载：
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
孙权对隐形神人王表如此重视，也可印证上述他对葛玄、介象等人尊崇之事不尽为虚。但实际上，王表只是一个利用孙权崇巫尚道而大行欺骗之术的骗子，当孙权病重，“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8]
在造神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蒋神”。《新辑搜神记》卷六“蒋子文”条说：
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己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为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进马追之，谓吏曰：“我当为此土地之神，以福尔下民耳。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当有瑞应也；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疾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未几文又下巫祝曰：“吾将大启佑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孙主以为妖言。俄而果有小虫如鹿虻，入人耳皆死，医巫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也，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又以火吏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告飨，有以扶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诊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所谓“吴先主”，即指孙权。据此可知，以蒋子文为神，在钟山立祠祭祀等，皆在孙权时得以确立，此后不断增饰附会，蒋子文的封爵由孙吴为侯，刘宋则晋爵为王，后则为帝，使得蒋神崇拜成为六朝以来江南地区突出的区域文化现象。[9]
孙权在日常生活中也信奉巫术。《新辑搜神记》卷九载：“吴先主病，遣人于门观不祥。巫启见一鬼，著绢巾，似是大臣将相。其夜，先主梦见鲁肃来，衣巾如之。”[10]这里说孙权遇鬼生病，以巫为医，可见孙权宫廷中日常生活充满了巫筮气息。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孙权还与儒学朝臣讨论神仙方术，并引起个别朝臣的抗议。《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载：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张昭是很严肃的儒学重臣，孙权与之谈神仙，可见其笃好神仙之学。这里虞翻虽表示反对这种不经之论，但孙权也曾命其行占筮之术，《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又载：“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可见孙权之重巫筮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江东的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