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三国演义》的评点

　　书名为《新刊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题“晋平阳陈寿史传，闽文台余象斗校梓”。余象斗，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三台山人，明隆庆、万历间人，生卒年不详，出身于刻书世家，刊行冠以“志传评林”的小说甚多。余氏的《三国》“评林”，仅就史实发表一些粗浅的见解，较少文学眼光，影响不大。

　　李贽（1527-1602），原名载贽，后改为贽，字宏甫、思斋，号卓吾、温陵居士等，福建泉州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官至云南姚安知府，五十四岁辞官后著书讲学。他继承和发展了泰州学派王艮等人的进步思想，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抨击正统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说教，尊重“童心”即人的自然情性。他的进步思想震惊了统治集团，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而死。其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世传李贽批评的小说戏曲有多种，现存见录的《三国演义》的所谓“李卓吾评本”有六种之多，均系伪托，且多无小说批评的艺术见地。相对而论，可能由叶昼评点的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较有文学眼光，影响也较大，是最流行的李评本。此本小说正文从“演义”系统的周曰校刊本而来，一百二十回，不分卷，有眉评和回末总评。总评每有“梁溪叶仲子曰”云云，梁溪叶仲子即叶昼。另据明代钱希言《戏瑕》称：“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修中郎尝为余称：李氏《藏书》、《焚书》、《初谭集》、批点北《西厢》四部，即中郎所见者，亦止此而已。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其评点本身也与李贽的观点不相符，可知此评点即叶昼所为。叶昼，字文通，又自称锦翁、不夜、阳开、叶五叶、梁无知等，无锡人，生平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1573-1619）年间，多读书，有才情，终生落魄潦倒，托名李贽而评点的小说戏曲有多种，尤以托名李贽评点的容与堂本《水浒传》著名。他上承李卓吾，下启金人瑞，是小说批评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评点家。托名李贽评点的《三国演义》是明代《三国演义》评点本中最重要的一本。

　　第一，关于《三国演义》的主旨，叶昼的评点较少正襟危坐的大道说教，多针砭时弊的愤激之语，尤以痛斥假道学为其显著特点，如第十七回回末总评云：“老瞒自刎割发等事，似同儿戏，然万军悚然，兆民受福则实事也。天下事又孰有真假乎哉？做得来，便是丈夫。可笑彼曹无用道学，口内极说得好听，每一事直推究到安勉真伪，一丝不肯放过；一到利害之际，又仓皇失措，如木偶人矣，不知平时许多理学都往那里去了。真可一大笑也！”像这样嬉笑怒骂的评语处处可见，透露了叶昼的演义论观点，即是对虚伪的封建道学的批判。

　　第二，关于虚与实，叶昼注重历史小说的虚实结合。如第四十六回总评说：“孔明借箭亦谋士之奇用，到非奇秘也，通俗演义中不得不如此铺张也。为将者，勿遂以此为衣钵也，一笑一笑。”评点者认识到作为小说的“通俗演义”与正史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可以“铺张”、虚构，而《三国演义》的有些章节就很好地发挥了小说艺术的这一特点，达到了能惊俗人的奇妙境界。又如第四十五回总评：“周郎借蒋干以害蔡瑁、张允，此等计策，如同小儿，即非老瞒，亦自窥破，谓老瞒入其计中乎，绝无此事，但可入通俗演义中，以惊俗人耳。妙哉计也，真通俗演义也。”在称赞作家的这种艺术虚构的同时，强调这种虚构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加以提炼，使之合情合理。

　　第三，关于人物形象塑造。历史小说描写的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劝善惩恶”的教化意义主要通过人物间的矛盾斗争表现出来，而这种矛盾斗争集中表现为忠与奸的矛盾，《三国演义》有将人物形象塑造成忠、奸、义、智等等化身、突出某类性格特征的倾向。这一点在叶昼之前的批评家那里时有概括论述。但同时叶昼也认识到小说塑造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他在评论曹操这个形象时，曾多次指出他是一个“大奸雄”的典范，同时又是一个“大豪杰”。他认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对曹操来说是“不褒不贬，千古定论”。从这一点出发，叶昼一再指出小说刻画了曹操作为“能臣”的一面，如“董卓议立陈留王”一则，写太后降手诏宣何进入宫时，众人议论纷纷，独曹操提出：“当先召十常侍出，然后方可入。”批者于此评曰：“毕竟老瞒第一策。”至“袁绍孙坚夺玉玺”一则，写曹操荥阳败回，责袁绍“持疑而不进”一席话时，又批曰：“此所云治世之能臣。”“曹操定陶破吕布”一则写许褚被擒时，“操慌下帐，叱退军士，亲解其缚，急取衣裳，命坐”等等时，又评曰：“孟德收拾人，真大豪杰也。”叶昼不仅肯定了曹操“能”的一面，而且也指出了这个“奸雄”与“忠义”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第六回“董卓火烧长乐宫，袁绍孙坚夺玉玺”一回评曰：“孟德追赶董卓极是，不可以成败论也。设无曹洪救出，死于徐荣伏兵之手，亦不失为忠义之鬼。”总之，曹操这个典型的性格是复杂的，真实的。与曹操相反的刘备、诸葛亮这类明主、忠臣，在《三国演义》中也描绘了他们“奸诈”的一面，叶昼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一再指出刘备“大奸大诈”“似奸雄”。如第十一回“刘玄德北海解围，吕温侯濮阳大战”总评曰：“刘玄德不受徐州市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终有蜀也。盖大贪必小廉。小廉之名成，大贪之实亦随得也。奸雄举事，每每如此，非寻常人所能知也。”然而叶昼同时也认为，刘备“似奸雄耳，非真奸雄耳！”他还有“豁达大度，仿佛高祖而仁厚过之”的品格和“匡扶帝主，拯救黎民”的“本心”，因而他毕竟还是一个良臣和明主。至于诸葛亮这个千古忠臣的典范，叶昼也一再指出作品刻画他“贼”的一面，不时诅咒“真是大贼”，“老贼可恶”，甚至于斩刘封后评曰：“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万世罪人也！”“不杀不剐无以泄我胸中之愤也！”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评论家注意到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在塑造忠奸这两类形象时的复杂性，并肯定了只有这种复杂性，才使形象更为真实，使小说更像历史。

　　叶昼的评点，由于受史学观的影响，对《三国演义》艺术特色诸如结构艺术等方面的探讨较少，但他的评点为清代毛评《三国演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代表了明代评点《三国演义》的最高成就。

　　明末有《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刊行于世，正文卷首题“竟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卿父校阅”，有眉批，总评，正文同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惺（1574-1624），字伯敬，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为当时诗坛上竟陵派领袖，名扬一时，其诗歌评选本《诗归》盛行于世。他选评诗歌，以“自著一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耳目”，“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强调“在我”，突出个性，故能别出手眼，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精神与所谓“钟惺评本”《三国演义》大相径庭，因此可知此评本属于时人假托。

　　所谓“钟惺评本”，眉批、总评大多数搬选自“李卓吾评本”，有些地方稍作修改，个别地方予以改写或补写。其改写、自作之处往往因“李评”多愤激之语、怪诞之言、戏虐之词而故作针锋相对。如第十四回“迁銮舆曹操秉政，吕布月夜夺徐州”，共有“钟评”眉批二十五则，其中二十一则与“李评”基本相同。其回末总评，“李评”赞张飞好酒而失徐州曰：“张翼德戒酒之法，的是我辈衣钵，拘人有以徐州为言者，殊不知徐州得失俱小事耳，不能千古。只有此事，风流至今尚在，即百徐州不与易也，千徐州不与易也，万徐州不与易也。呵呵！”其语颇疏狂。“钟评”对此批道：“刘伶嗜酒，终是放旷；张翼德戒酒而饮酒，致有徐州之失。酒能误人如此，宜崇伯子之恶而疏仪秋也。卓老以翼德戒酒之法为我辈衣钵，胡说，胡说！且云‘百徐州不易一风流’，噫嘻！喝军捉人吃酒，天下有的是风流哉！”“钟评”一面照搬“李评”，一面又批评“李评”，于是难免漏洞百出，陷入矛盾。如在这里大批“酒能误人”，而本回却有“饮酒的老张，才得真趣，不必以事之成败论也。”两处批语明显牴牾。总之，“钟评”多数文字与“李评”相同，显系抄凑而成，虽然对“李评”的偏颇之论时有纠正和间有零星的真知灼见，但多为一般正统习见之词，批评价值不高。

　　本文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版《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二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