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公元182年—252年），字仲谋，就是后来的“吴大帝”。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他说：“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孙权一生没有离开吴楚，和曹操、刘备比起来他真算是地地道道的“守业之主”。
但是，对这位“不思进取”的君王，很多伟人和诗人却极力的赞扬和推崇他。
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怀才不遇时感叹道：“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连毛泽东也说：“当今惜无孙仲谋”，以此来表达“寂寞高手”的渴望。
孙权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从兄长手中接手江东开始，在对江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识人和用人上表现出一个英明君主的素质。
从孙策草创江东到他去世，短短五年，虽说他一面依靠武力统一，一面打击并联合江东世族。但是，孙策不满26岁去世，他仅仅是在形式上统一东南，孙氏势力还潜在太多的危险。
孙策临死前，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历史把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轻人推到后汉乱世的风口浪尖。
一、江东三督
“江东三督，周鲁吕”，在孙权当政的不同时期，这三个人分别撑起了东吴的半边天。
孙权能以20之年，委任周瑜，力抗曹公，这位年轻君主的这份气魄和眼光不在任何一位帝王之下。
孙权用周瑜除了周本身的能力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孙策势力的影响。
孙权18岁接手江东，赤壁之战时他仅仅26岁，面对曹操大兵压境，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不在少数，孙权自己没有能力渡此难关，他惟有依靠进取心很强的孙策势力，而孙策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周瑜。
孙权对孙策势力的人一直有着防备，可以不客气的讲，孙权一生在内政上与两个对手一直较量，一个是江东豪族，一个就是孙策势力，只不过前者是明，后者是暗。这一点在后面会有详细论述。
所以，孙权对周瑜的态度其实很复杂，他是既敬又畏。
刘备和曹操曾经离间孙权和周瑜的关系，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察到周瑜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令孙权感到不安的地步了，有机可乘。
周瑜死后，孙权哭着说：“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
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他明明知道周瑜活一天，孙策势力就永远压在他头上，但他还能够虚怀若谷的让周瑜做一方之督，其识人和用人能力可见一斑。
裴注评论“孙权决计破曹操”时说：首先提出联刘破曹的是鲁肃，而周瑜传只提周而忽略鲁，是在有意拔高周的作用。我认为其实不然，因为破曹主力是孙策派，非周不能有此能力和影响力，所以突出周的作用正是陈寿的高明之处。
周瑜曾两次举荐鲁肃，但是鲁肃能为三督之一，绝对不是单纯的因为周瑜的一纸荐书。
鲁肃此人在战略洞察力上，勘称孙吴第一人，他早在与孙权的初次会晤中就提出：“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而在孙刘联合上，他与诸葛亮是双方的代表人物，鲁肃在世时，孙权能够力抗曹操，鼎足江东，鲁肃的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鲁肃去世后，诸葛亮为其发哀，孙吴内部主战派占据上风，孙刘破裂。
孙权在用鲁肃上，体现出他用人“不求全责备”，孙权能说出：“。。。。。。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这样的话，并不是他在自夸。
吕蒙，出身寒微，他是真正的“从士兵做到将军”的人，而成全他的人正是孙权。
吕蒙行武出身，噬杀暴躁，虽屡立战功但难成大器，因为他只是匹夫之勇，不学文化和韬略，“蒙少不脩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辱”。正是在孙权的刻意栽培下，这个没有文化的一介武夫才神奇的变为了一方统帅：
《江表传》记载：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经过一番努力，吕蒙有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鲁肃称赞他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应该说吕蒙能取得日后的成就，孙权的栽培和独到的眼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权委任江东三督，对周瑜大度，对鲁肃宽容，对吕蒙培养，这三个人撑起了孙吴的前半段，抗击强敌、开疆拓土。也可以说正是孙权的慧眼识珠和虚怀若谷，为吴国打下了坚实根基。
难怪曹操会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二、江东豪强
从孙策平江东开始，孙氏与江东大士族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两汉以来，封建的地域性差别导致江北士族对江南士族的轻视：
比如诸葛亮称赞殷礼时说：“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就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江东士人的评价是偏低的。
而在江东，当地的豪门对江北南来的士们不是很欢迎。孙氏在江东立国，前期主要是依靠北来的士族，而且孙氏本身也是出身寒微，所以在对待江东当地豪强的问题上，孙氏必须有一个明智的手段，否则孙吴政权很难在江东立足。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人物就是孙权。虽然孙策也拉拢并镇压了一部分江东豪强，但他的英年早逝注定这个任务最终要由孙权来完成。
其实后期江南士族并不排斥孙氏政权。前期孙氏立国不稳，曹操平荆州时张昭等江东人世之所以主张投降，正是因为他们对孙氏还没有信心。投降曹操可以为自己换来仕途，这对于江东人士来讲是难得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融入江北士族，并拉近与江北士族差距的一个大好时机，而随着孙吴政权的巩固，江东豪强看到孙氏同样可以提供给他们进仕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很乐意辅佐孙氏鼎足江东。
这一切的实施者正是孙权，前期他虽然重用江北南来士家稳固统治，但他并没有得罪江东本地豪强，比如，他对张昭的态度，虽然两者经常在意见上有矛盾，但是孙权仍然十分尊重张昭的意见，并始终把他当成内阁首辅。这正是孙权用人手段的高明之处。
另外，对于顾、陆、朱等江东大家族，孙权同样采取重用和联姻的手段。虽然孙权很推崇曹操的“打击豪强”政策（注一），但是在稳固政权的前提下，我认为他还是以拉拢为主的。可以说在孙权当政的几十年中，基本解决了江东豪强与孙氏政权以及江北南来士族的矛盾，使江东各派势力很好的融为了一体，这也正是东吴是三国中立国时间最长的一国的主要原因。
孙权当之无愧的是吴国的奠基人。
难怪毛泽东会说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的词句。
三、举贤任能
陆凯称孙权用人：“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
陆机《辨亡论》又称：“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浚于系虏”，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潘璋、丁奉、谷利、丁览、阚泽、步骘、陈武等都出身微贱，但他们都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
而在对降将潘濬的任用上，孙权甚至超越了刘备。
当时荆州降将，尚有郝普、麋芳等人，而孙权独重用潘濬是有原因的，《江表传》记载：“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遗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江表传》同时记载：“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间濬於武陵太守卫旌者，云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讬之计。旌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还，免官。”
可见孙权在识人和用人上的手段确实足以为君主高水平。
孙权曾令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
而后来潘濬能与陆逊同掌荆州事，甚至在吴立传，不能不说是孙权识人用人的结果。
孙权在用人上很宽容和大度：
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
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孙权曾说：“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
《江表传》记载：权又云：“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駮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於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於圣人矣。”
说明孙权是善于纳谏的君主，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识潘濬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讬，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孙权用人（1）不问出身贵贱，效之于事；（2）不求全责备，用人如器，气度宽宏；（3）从谏如流。
难怪那些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会感叹自己没能生在孙权的时代，展示自己的才能。
“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应是确论。
四、陆逊之死
孙权在夷陵之战大胆起用陆逊，并能让其放手去干，其胆魄和识人的高明实在令人折服，夷陵之战的功劳不能没有孙权。
陆逊后来做到吴丞相，但是最终被孙权逼死，其中原委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清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通史》评论这件事时有简略的论述，在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陆逊功高震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孙权的用人手段和气量来看，孙权基本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从当时陆逊的影响力和权力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威胁孙权的地步。
从陆逊的为人来看，这个人很内敛，而且很会做人，通达事理，《三国志》记载：“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陆逊完全不同于周瑜的奔放，这样的一个人很难对孙权造成威胁感的。
其次，说是对江东豪强的打击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论述，江东豪强主要是在前期对孙氏没有信心，但经历了几十年的融合，到吴国建立，江东豪强对孙氏其实是尽心竭力的辅佐，最多是在内部斗争上有一些矛盾，但总体还是和谐的。而且从陆逊的死我们也没有看到江东士族们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说，这件事应该针对陆逊。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孙权这样做？首先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储君问题，在太子人选上，陆逊等人拥戴太子孙和，而孙权立了幼子孙亮。其实这是一个直接导火索，后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时，往往要找根源，而其实这些事件的爆发却往往是因为一些非根源的事件导致的。
东吴储君问题由来以久，其问题也错综复杂，本文无意争论孰是孰非，仅仅就这件事上孙权对待陆逊的态度来看，说说孙权的用人两点症结。 是什么原因导致夷陵之战可以把陆逊当做一方之督，并让他独镇荆襄几十年，最后却因为几道谏书就把他逼死？
1。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前文论及，孙权对孙策势力其实很有顾及的，前期由于孙权年轻，孙策势力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内忧外患，孙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倚重以周瑜为代表的孙策势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瑜、程普、黄盖等人相继亡故，孙策势力在吴政权内的力量逐渐削弱，可即使如此，由张昭等人为代表的“遗老遗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孙权一生都在协调和孙策势力的关系，这也是很明智的一种选择。但是，孙权晚年确实容易猜忌了。面对储君这个大问题，他看到陆逊三番五次上书保孙和，几十年来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再次提上日程。
因为陆逊是孙策的女婿，何兹全先生列举了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
2。猜忌和年老的噬杀。早年的孙权以20之龄领江东，能够对抗曹刘两文英雄，表现出很高用人手段，但是，和很多君主一样，晚年的他糊涂了。而且储君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不小的问题，也难怪孙权会敏感。
陆逊死时六十三岁，那一年孙权六十四岁，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正是政治上黄金年龄，但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东吴各将领往往活不过四十岁，陆逊和孙权其实是两位名副其实的老人，六年之后孙权就去世了。
而从这件事情本身看，惩治陆逊一人足够了，但孙权组组牵扯了一排人：“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
这样归结起来，其实在陆逊的死这件事情上，孙权更多的是被自己的猜忌和晚年噬杀意识操纵了，如果只是政治目的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
而陆逊以“先见之明”著称，最终却没有看透这位猜忌的君主，或许陆逊当时也老了，竟然在立储君这么大的问题上和孙权拧着干。
何兹全先生说：陈寿评论孙权“有句践之奇英”，非深知权之为人，固不能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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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诸葛亮和孙权都在本国效仿曹操不同程度的打击豪强势力，加强君主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