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蜀汉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蜀汉政权“鞠躯尽瘁，死而后已”，使他成为功业彪炳的千古名臣。唐代诗圣杜甫在诗《蜀相》中称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令世人景仰，但诸葛亮的领导方式上的失误的也为蜀汉灭亡埋下为种。
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平衡。荆州丢失，关羽丧命，刘备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全军覆没，病死白帝城。诸葛亮受托辅少主，开始执政，也只西南一隅，且南中反叛，国内动荡，矛盾加剧，面临“民穷兵疲”的困境。诸葛亮此时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励精图治，对内修生养息，名法治国，平定叛乱；对外与吴国冰释前嫌，重修旧好，使蜀国国力渐渐回复，应该说诸葛亮出师二十几年，对蜀汉政权的维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专断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无论是用贤纳谏、南征平叛，还是挥师北伐等，都曾犯有严重的领导错误，特别是蜀汉后期没有把国家重点放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致治，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当然蜀汉最先灭亡不是诸葛亮个人所愿意看到的，但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领导责任。
对于其领导能力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事必躬亲，不善授权；用人不明，不纳人才；战略失当，穷兵黩武。
一、事必躬亲，不善授权
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汉文帝刘恒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候；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
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 “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对手司马懿有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二、用人不明，不纳人才
作为《三国演义》里大反派的曹操其实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他一生的“创业”生涯中曾经三次颁布《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用人唯才，这正是曹操的高明处，何况是在乱世？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政治家未必在于自己各个方面都很高明，而在于让部下高明的人都能够脱颖而出，发挥个人的优点，人尽其材，三国中曹操实际上是得了人和。
而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上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错用马谡，让一名非常优秀的参谋担当将军，以至于有街亭之败；不听谏言，不采纳魏延的建议，兵出子午谷，以至于六出祁山无功而返，劳民伤财。而且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表现出过于严格的错误，导致很多有才能的人才不能施展才干，“有德”而平庸之才充斥朝野，造成了蜀国后期人才的急剧匮乏，以致蜀国之亡。应该说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与当时天下的英雄如曹操、孙权有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比于刘备，诸葛亮的用人之道也显不足。
魏延作为三国时期的名将，从最初“以部曲随先主入蜀”，到后期一直是蜀国难得的重要将领。在刘备时期，汉中需要一员大将来镇守，对取得汉中很有功劳，加之又是刘备亲信的张飞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关羽和张飞号称“万人敌”，武勇是有的，历史上的张飞也绝对不是《三国演义》里那样大字不识的勇夫，无论是招降严颜，还是汉中破张郃，证明张飞的计谋也相当不错。但是刘备选择的汉中太守、镇远将军却是魏延。这当然让蜀国所有的人吃惊。刘备为了显示自己能够用人，在一次大会上和魏延唱了一次双簧：“今委卿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蜀中众将都为魏延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可见刘备用人之道的不拘一格。
而转到诸葛亮执政时期，他对魏延采取了极端压制的行为。每次给魏延偏师也不超过万人，也不委以重用，多说只是断后之类的差事。魏延当初的兵出子午谷的策略，被诸葛亮一语否定。这场关于子午谷的公案，按照魏延所说未必不能够成功，后来钟会伐蜀就是有一路从子午谷进军的，也没有出现诸葛亮说的危道。其实军事上哪里来的百分之百把握？否决历史上任何一场经典战役，都可以用安全这个理由给否定掉。以蜀国和魏国的实力对比，不冒险又如何有胜算。即使到诸葛亮临死的时候都不忘了打压魏延，撤军时让和魏延一向不对付的杨仪来领导他。还说了，如果魏延不听，“军便自发”，分明是要魏延如果继续讨伐魏国就是孤军奋战。魏延当然不服：“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以致魏延最终被诸葛亮提拔的小人杨仪害死，还背上了逆臣的千古骂名，实在令人惋惜。反而是诸葛亮看好的杨仪，事后在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后发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的肺腑之言，可见诸葛亮用人之不明！
三、战略失当，穷兵黩武
关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里面有个天生的破绽，那就是试图照抄汉高祖暗渡陈仓的故伎，而缺乏真正的理解。蜀中虽然沃野千里，但民族众多，矛盾复杂，国家化的程度不强，可以成为良好的后勤基地，却不能够提供战斗力和组织力都是上乘的部队。要知道当年汉高祖取三秦的主力军是徐州一带的彪悍之民，更加之思乡心切；而刘备如果从益州出击，蜀地的兵员远离故土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况且，蜀地固然有层层山峦作为屏障，让进攻者望天险而兴叹，但是这些天险也限制了蜀地部队出击时的后勤供应，同时也制约了发挥军事艺术中很重要的迂回作战，使战争变成缺乏技巧的消耗战。因此，诸葛亮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战略是不完善的，甚至于是等于本末倒置的。 由此可见，诸葛亮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却算不上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至于诸葛亮后期穷兵黩武，六出祁山北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是造成蜀国国立不济，最终最先亡国的主要原因。作为同一时期的吴国将领陆逊，反而在夷陵之战后，并没有采取争锋天下的行动，而是着手致力于民生。陆逊认为：“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而国弱，民瘠而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陆逊和诸葛亮不同，主张对内发展经济，轻税薄赋，蓄养民力，对魏国则采取守势，等到综合国力提高了再和魏国争锋。吴国之所以能够后亡于蜀国十六年，陆氏父子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陆逊的慎战，要优于蜀国诸葛亮的穷兵黩武，毕竟西蜀的险要是要强过江东的。如果诸葛亮采取的是派遣魏延等良将以少许兵力据险而守，在国内休生养息，谋定后动的话，西蜀应该至少不会先亡。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诸葛亮为政的失当之处，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是蜀国能够在乱世生存，使人民得以安居，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这里指出他的失败之处，只是想说明，诸葛亮作为一个领导者，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