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荧屏热播的《新三国演义》，我只看了一集，便不得不换台。有些时候，给电视剧挑挑刺儿，其实是一件颇有趣味的雅事，但前提是剧本得编得像那么回事儿。这样，评论者与编导者心平气和地切磋讨论，才不致失身份，才会有益于影视艺术的提高。如果编剧的人文化素养太差，让人感到细与论说只能令自己“跌份”，便只好换台不看，眼不见为净了。
下这样的结论，并非恶意攻击。我看的那一集，内容是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根据历史记录，汉末诸侯举义，始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之恶”（意为：桥瑁假借京城三公大臣的名义，给州郡官吏下达公文，述说董卓的罪过，号召众人起兵反董）。有了这个由头，才有了诸侯讨董大联合。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把“桥瑁作书”改为“曹操矫诏”，既照顾到历史的真实（因一份伪造文件而起兵），又大大抬高了小说主角之一曹操的身价，让人不能不叹服罗氏的大家手笔。
《新三国》则不然，编剧毫无理由地把曹操矫诏的情节移到诸侯举义之后，于是这位振臂一呼的首义英雄，变成了作伪补台的二流角色。我始终不能理解编剧为什么要这样改。他一面标榜要“颠覆传统三国”、让曹操充当一号人物，一面又把曹操最露脸、最得意的一笔抹掉。这一切只能说明编剧思维不清、逻辑混乱，“为颠覆而颠覆”，根本无力把握全景式的历史大题材。
更让人惊诧的是，剧中曹操居然当众自曝诏书出于自己伪造，还振振有词说：“难道只允许董卓将皇上玩弄于股掌之中，我们就不能视皇上如草芥，为我所用吗？”——这哪里是曹操的语言，分明是文革中造反派小头目无知无畏的胡言乱语！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天子，至高无上，与神无异。正因如此，皇帝的一封诏书，哪怕是假的，也能调动起千军万马。而诸侯纷纷响应、迅速举兵，也完全是在“拱卫王室”口号下的悲情举义、神圣结盟。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假设曹操真的有矫诏行为，那也是担着血海般干系的冒险举动，关乎身家性命，是“打死也不能说”的秘密！
今天的读者通过小说戏曲了解三国，只知道汉献帝是曹操手中的傀儡，一幅哭哭啼啼的窝囊相。其实当年的献帝虽大权旁落，但帝王威仪不减。曹操征张绣时，曾觐见献帝。按规定，带兵大臣入见，须由两边的卫兵以戟相交、“叉颈而前”。这是朝廷制度，曹操也不能违抗。然而自此曹操吓破胆，再也不敢轻易上朝。了解这些，便可知当时的人臣是绝不会以那样轻率的口吻谈论皇上的。日后曹操得天时之利、“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完全是仰仗汉天子的绝对权威。曹操一生未敢称帝，也说明天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至于剧中刘备当众自称是“织席贩履”出身（居然还因态度坦诚而受到曹操的“表扬”）；而关羽斩华雄后，袁绍立封刘备为“第十九路诸侯”，这些情节都令人哭笑不得。 只要静静想一想，连一个中学生都能体察出其中的荒谬。我看这一集的感觉是，真真可惜了那么好的舞美设计、服装布景。
写历史剧，需要编剧者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方能胜任。我们的先辈以十分朴素而生动的比喻教导我们：“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然而自大跃进年代始，人们争创各种豪言壮语，中国人似乎渐渐忘记了祖训，先是习惯于大言不惭，后来自己也信以为真。面对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一则曰“颠覆”，再则曰“超越”，全不掂一掂自己的分量。
世界上每一个拥有优秀文化的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抱着绝对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我没听说俄国人以戏谑的态度翻拍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没听说英国人“戏说”莎士比亚名剧。当年王扶林先生拍老版《三国演义》，就特别注意到对原著的尊重，还特别邀请《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先生作顾问。那部电视剧不但在国内，而且在邻国日本、泰国受到肯定和欢迎。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才能获得其他民族的真正尊重。
我以前曾开玩笑说：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都是“五百年出一位”的大才子；今天我们的某些影视剧改编者只是些“一年出五百位”的二三流作家。你要改人家的东西，岂非笑话？其结果，只能让我们的历史剧蒙羞，让海内外懂得传统文化、深爱传统文化的人士痛心疾首，感到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