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是山西太原人，出身于士宦家庭，祖辈在州郡为宦时，都有清名。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十分重视贞节操守的修行，同郡善于相人的郭林宗见了，深赞其为“王佑才也”。王允从十九岁开始步入仕途，由郡吏而别驾从事，再为侍御史、豫州刺史、直到司徒、丞相兼中书令，官运可谓十分亨通。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仕途其实十分坎坷，曾四次遭遇是非颠倒的打击，三次入狱，有两次被判了死刑，而后一次判他死刑的，竟然是汉灵帝刘宏，只是因为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等人联名奏请才幸免于难。
这四次不公正待遇，不仅没有使他消沉下来，反倒锤炼了他的品德意志，董卓入主中洛阳祸乱国家时，他诛灭董卓的意志更加坚定，政治策略也更加成熟，一方面，王允把自己的政治抱负严加掩饰，表面上对董卓十分顺从；一方面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工业等密谋发动政变诛灭董卓。为使计划得以实施，奏请汉献帝派护校尉杨瓒为左将军，执全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派两人出武关以讨伐袁术（当时袁术任南阳太守）为名，为讨伐董卓做准备。只是因为董卓起了疑心，这一计划只得腹寝，但王允依然提拔士孙瑞任仆射，杨瓒为尚书，将二人留在身边为羽翼。
初平元年（公元194年）春，袁绍、曹操、袁术、韩馥、孔亻由、刘岱、王匡、张邈、桥瑁、袁遗、鲍信、孙坚、刘表、张超等号称十八路诸侯联合起来，公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这次声势浩大，且为天下黎庶所拍手称快的举国大讨伐终以失败落下帷幕。相比较，手无兵权的司徒王允远远胜过百万雄兵，他利用董卓与干儿子吕布之间的芥蒂，分化瓦解了他们，借汉献帝有病新愈朝会大臣的机会诛灭了董卓及其死党，祸乱国家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王允诚可谓安邦定国的真英雄。
诛灭董卓后，如果王允处事得当，东汉王朝的末年就不会在此时到来，军阀们虽有雏型，但尚未自立，中央政府依然具有号召力。然而，居险思危易，居安思危难。王允大半生都在逆境之中度过的，尤如石缝中生长的小草，经得起酷暑严寒；一旦植入肥沃的土壤且风调雨顺时，就会疯长得头重脚轻。诛灭董卓后，华夏面临着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这要比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艰难曲折得多了。但王允没有清醒的估计，自认为此后已国泰民安，没有什么可忧患。加之他生性刚正严肃，疾恶如仇，在宰相位上，常缺乏宽大包容的“温润之色”，总是以纲常原则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不曾从稳定大局出发而采取权宜之计（原文为“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见《后汉书·王允传》）。水止清而无鱼，人止清则无徒。由于他过于严厉，所以大臣都不拥戴。从而变成了不在皇位的“孤家寡人”
诛灭董卓之后，大批凉州籍官兵还分散在关中，类似于惊弓之鸟，但又不是鸟而是可危及京畿安全的乱兵。如何以稳定乱兵建国家久安之功收诛灭董卓之果。须得拿出妥帖的方案。王允最初曾想到赦免他们，吕布也多次规劝过，看来这人还有些政治头脑。但王允在思忖后认为：“这类人原本无罪，只是追随了董卓罢了。今天假若以叛逆罪名加以特赦，恰好会使他们心生疑虑这不是安抚他们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原文为：“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王允的最后意见是从法律角度思考的，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当时凉州籍官兵的恐怖心理十分普通，这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可以概括；而且，即令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也应将自己的认识，布告凉州籍官兵，使恐怖心理化于无形。遗憾的是，王允以自己认识替代了他们的认识，将至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抛掷于耳后。
之后，王允认为董卓的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多是凉州人，企图不分良莠一概罢免其职务，这无异于在凉州籍官兵的恐惧之心又插上一刀。当时有人建议说：凉州人从来畏惧关东（函谷关以东）的，袁绍、袁术，而若将其关东人率领，必然会人人自危。应该任命皇甫嵩（注：皇甫嵩字义真，凉州安定人，以镇压黄巾起义而闻名于世，同董卓积怨甚深，几乎为其杀害）为将军率领他们，留于关中加以安抚，然后再和袁绍等协商一致，慢慢观察他们的变化。”王允则说：“不对。当时关东举义兵讨伐董卓的，都是我的学生或信徒。今天若让凉州兵依据险要驻屯关中，虽然能安抚他们，却让关东人起了怀疑，绝对不可以”。（原文为：“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
以世俗的常规而论，成功者往往因过于自信而刚愎自用；失败者往往因过于自卑而犹疑无决。王允似乎也没有脱俗，在消灭了不可一世的董卓之后，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总和，已经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将成功经验扩大化的结果，是又一次坐失了解决凉州籍官兵的机会。更可怕的是的，这时候“关中百姓中盛传谣言：要将凉州人赶尽杀绝”（原文为“时百姓讹传，当悉诛凉州人”）。这是个十分可怕的谣言。是逼迫凉州籍官兵起来造反的鼓角！遗憾的是，王允对此竟听之任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反应就等于默认，凉州籍官兵听到这些谣言后以为大限将至，更惶惶不可终日了，很多军官包括高级将领如李傕、郭汜等，准备将军队解决，然后秘密地逃回故乡。将领和中级军官们有很多掳掠的金银细软，逃回去之后，至少还是可做隐世埋名的富家郎；士兵和下级军官则不同，他们会立即面临衣食的窘迫，即令跑回去也衣食无着。别无选择，会形成一股股的武装土匪为害关中，京畿之地会长期动乱不安。
如果是这样，情况还会好一些，可是社会运动常常因某个不确定的偶然因素会变更运行轨迹，会酿成天下大乱！这一次就是这样，因了贾诩的几句话，竟点燃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乱，从而将整个中国，将九千余万华夏民众推进了战火之中。从此言之，贾诩罪孽的深重，已百死莫赎。
贾诩是凉州武威人，自小就有过人的聪明。不幸的是，一出仕就错投董卓门下，由太尉掾而平津都尉而讨虏校尉的平步青云，之后，更成为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的副手驻屯于河南陕县一带。统领李傕、郭汜、张济等诸将董卓诛灭后，牛辅军队发生兵变时，携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连夜出逃，其亲信支胡赤儿等见宝心黑，将牛辅杀了，并将头颅送长安向皇室邀功。
牛辅一死，李傕、郭汜、张济等已成为无头苍蝇，惶惶不安中准备解散军队，秘密地逃回故里。适在其时，遇到从乱兵中逃出的贾诩。听了他们的打算后，贾诩劝阻道：“听说长安城中纷纷议论，要将凉州籍官兵全部诛杀，而各位抛弃军队只身行走，即令遇到一亭长也能抓捕。与其这样，不如率军队向西出发，沿途收拢凉州散兵攻打长安，为董太师报仇。如获得成功，则奉应皇帝征讨天下；若失败了，再逃回不迟。”（原文为“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见《三国志·贾诩传》）。
在贾诩的策动教唆下，李傕、郭汜、张济等率众西向窜入关中，沿途又收集了董卓亲信樊稠、李蒙、王方等统率的西凉兵勇，总数达到十余万。情势至为危急中，王允依然未予正视，而将极有影响的凉州籍人胡文才、杨整修招来说道：“驻屯在函谷关以东的凉州鼠辈想怎么样？你俩个把他们唤回来。”（原文为：“关东鼠子欲何为耶？卿往呼之”。见《三国志·董卓传》注释《九州春秋》）。这两人对王允平时歧视慢待自己十分不满，这时正抓住了挟嫌报复的机会，他们没有作任何解释以消除疑虑，实际起了催促李傕等进攻长安的作用。
在国难家难来临之时，王允不失英雄本色。吕布败退中呼王允一起出逃，他掷地有声地答道：“假如先皇们在天有灵，上安国家是我的愿望。如果不能，那么我将以身死难。皇帝幼小，得依赖我。如临危难就苟且偷生，这是我不忍心做的。你奋力突围，出去后代我感谢关东的袁绍他们，勉励他们以国家为重”。（原文为：“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亡。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见《后汉书·王元传》。
长安被围十日后陷落，李傕、郭汜等纵兵杀戮抢掠，不仅财富被抢劫一空，全城男女老少，几乎被悉数杀尽，汉献帝也只能登上宣平门城楼暂时避难。穷逼之中，王允知道难以幸免，遂从城楼下来面见李傕等，李傕将他和三个儿子及宗族十余人全部杀害。
李傕等入长安操持国柄，就把国家推进了军阀混乱的水火之中。最先是马腾、韩遂等看到凉州人掌权，马上率众从西凉赶到长安投降，不久马腾又密谋袭取长安。谋泄混乱中，马腾败走，李傕又纵兵抢掠，并攻打各县，使得尚有数十万户口的整个关中道百十万民众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两年间竟然发展到人吃人而大致吃尽的地步。接着李傕等争权夺利，与郭汜杀了樊稠并分赃其众。不久，李傕与郭汜反目，在长安城内厮杀起来，李傕扣押汉献帝于军营作为人质，放火烧毁了宫殿城门，把仅限于皇帝使用的车辆、衣物等都搬进家中；郭汜情急中，又将前来调解的大臣们抓起来作为人质。其实，双方除了自我之外，谁把人质当一回事！议和不成，狗咬狗般地相互攻击了几个月，战死的士兵超过了几万。在李傕、郭汜大交兵时候，李傕部将杨奉叛变，李傕势力削弱，经张济调解，李傕放出汉献帝，郭汜放出了文武百官，复劫持皇帝至眉县。急迫中，汉献帝奔进杨奉军营，杨奉出兵打败了郭汜部队，和董承迎天子欲还洛阳。只有利益没有道义的李傕、郭汜，这时候从相互打斗中又忽然联合起来，都后悔释放了人质，复派兵追赶汉献帝及文武百官。在弘农一带于杨奉、韩暹等交战，杨奉失败，李傕、郭汜乘机杀害了文武百官，劫略了宫女宦官等，汉献帝只身逃脱，后为曹操迎往许昌。
当董卓为乱时候，所谓的十八路诸侯除袁术之外，其余并不具有诸侯（即军阀）特点，是勤王之师。那时候，虽有刘岱杀桥瑁夺取东郡，袁绍胁迫韩馥夺取冀州等，但还是内战的个别现象，而且规模都很小。在李傕、郭汜等把持朝政混战关中时，皇帝及文武百官的尊严体面被践踏得无复存在，中原的军事首领才逐渐脱壳换羽成为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阀。
由是观之，贾诩、李傕、郭汜等是继董卓之后的民族罪人，王允仍对军阀混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亦然是一位受后世敬仰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