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来，中原与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关系一直非常紧张，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强悍勇猛，一直是历代北方边界的忧患。《尚书》就曾记载道：“蛮夷猾夏”，即“蛮夷扰乱华夏。”《诗经》也言道：“猃狁孔炽”，即“猃狁的气焰非常盛”。字里行间不无恐惧的成份。可见，边境民族为害中原是由来已久了。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曾对四边蛮夷采取强大的攻势，东边平定了两越、朝鲜；西边征讨贰师、大宛，但这些地方都是边远地域，不会对中原造成大的威胁。相反，北方匈奴离中原最近，又强大好战，汉武帝时经常成为北方边患。武帝多次派遣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兴兵北伐匈奴，匈奴最后终于屈服，向汉称臣，安居边塞，一直到建安年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反叛现象。可是，在此期间，乌丸、鲜卑先后逐渐强大起来，继匈奴之后又成了北方边患。此时正值东汉末年，中原逐鹿，鏖战不息，朝廷无力，军阀无暇去顾及边境的安危，致使乌丸、鲜卑乘机不断南犯，抢掠城镇乡村，掳掠杀害边境汉民百姓，控制了北方整个漠南地区，民族矛盾开始激化。
乌丸，也叫乌桓，东汉初年时主要居住在我国今辽宁西部和河北东北部，处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封他们首领八十余人为侯王，并设置乌桓校尉统领之，使当时的乌桓与边境汉民在相当长的时间期内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然而，随着他们的强大和东汉的衰落，北部边境便不断受到他们的威胁。当时，蹋顿是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的乌桓首领。袁绍在对公孙瓒发动兼并战争时，曾利用过乌桓的力量。袁绍兼并了黄河以北之后，就假托献帝名义，招抚三郡乌桓首领，封蹋顿为乌桓单于，封辽东属国乌桓大人峭王苏仆廷为左单于，封右北平乌桓大人汉鲁王乌廷为右单于，优待乌桓中有名望者收编其精锐骑兵。
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官渡一战，袁绍败于曹操。袁绍死后，其子袁尚、袁熙北亡，逃到了蹋顿那里，以图借乌桓之力与曹操抗衡。蹋顿此人骁勇异常，颇有武略，他依仗自己地处边缘，与中原隔绝的条件，接纳了中原的逃亡者，以借此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称王称霸。其间，乌桓曾出兵攻击曹操所置得有度辽将军鲜于辅于犷平，被曹操率军击败。这样，曹操要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安定北方，解除边境之患，就必须远征乌桓，正如他的谋士郭嘉所说的那样：
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所备。图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已之有也。（《三国志·魏志·郭嘉传》）
曹操依郭嘉言而行，准备出兵远征。
曹操先派人力开了两条渠道，以解决远征中的粮食运输问题。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出其不意，挥师轻装北伐。在右北平郡无终县，他得到当地豪强田畴的协助，抄近道直通蹋顿的大本营柳城。同年八月，当曹操率军登上了距柳城仅二百里地的白狼堆时，乌桓蹋顿才得知消息，仓忙中与当时的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及袁尚、袁熙，率数万骑兵迎战曹操于凡城（今辽宁朝阳附近），但终因准备不足，军威不震，在以张辽为前锋的曹军的猛烈进攻之下一败涂地，蹋顿被杀，归降曹操者二十余万人。平定三郡乌桓之后，曹操把被乌桓掠去和逃往乌桓的十多万汉人带回了内地，还将挑选来的乌桓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国志·魏志·乌丸传》）。
曹操一战平定了蹋顿，声威震撼了北方。北方民族历来崇拜骁勇强悍者，因此，三郡乌桓与北方各族纷纷臣服于曹操，北部边境趋于安定，曹操带回的大批汉民及少数民族，对曹操后来发展中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乌丸同时兴起的还有鲜卑族。当时，鲜卑的主要首领是步度根、轲比能等人。他们时而联合，时而争斗，时而向汉称臣纳贡，时而又叛乱，杀掳汉边地官吏百姓，也是中原北方的一大祸患。
曹操平定了乌丸之后，步度根与轲比能主动通过乌丸校尉阎柔向朝廷进献贡品。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在河间反叛作乱，轲比能带三千多骑兵跟随阎柔击败了田银。但是，后来代郡乌丸反叛朝廷，轲比能却又帮助他们抢掠为害，曹操派鄢陵侯曹彰任骁骑将军出兵北伐，轲比能大败，逃奔塞外，不久后又主动向朝廷贡献礼品。
魏明帝即位后，步度根与轲比能再度争斗。黄初年间，曹丕多次派人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黄初五年，步度根再次来朝廷进献贡品，曹丕给他以厚重的赏赐，从此，步度根忠于朝廷，尽职于边塞防守。在与朝廷的关系上，尽管朝廷封轲比能为附义王，他仍几度反复，但只要他停止挑衅，愿意归顺，朝廷仍以抚慰招纳的态度对待他。
魏明帝即位后，一心想安抚戎狄并与之和睦相处，因此，对步度根、轲比能两部鲜卑采取的是用笼络的手段控制他们的策略。但是，青龙元年，轲比能又引诱步度根与他和好结亲，反叛于并州。重新联合起来的轲比能、步度根在并州掳掠杀害，干尽了坏事，并杀害了并州刺史派去追击他们的将军苏尚、董弼等人。魏朝终于忍无可忍，明帝便派骁骑将军秦朗前往征讨。而后，轲比能杀掉了步度根，青龙三年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了反复无常、凶猛残暴的轲比能，改立轲比能的弟弟为部落首领。
总之，曹魏的三朝统治者尽管都曾动用武力征伐乌丸、鲜卑，但在对待这些少数民族的态度上是本着安抚为主的原则，只有在乌丸鲜卑造成边患，朝廷无奈的情况下，曹魏统治者才被迫北征。出现这种外交策略的原因，是由于中原混战，天下大乱，鼎足之势使魏无暇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但是应该承认，曹魏政权对北方民族以安抚为主的政策，使北方边郡人民得到了相对的安宁和经济的一定发展。
在蜀汉，诸葛亮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著名的“和夷”政策。
蜀汉南部的越雋、益州、永易、牂牁四郡，即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南部一带，当时被称为“南中”地区，汉代将这里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他们大部分还处于奴隶社会，只有少数部分与汉人杂居已进入封建社会，有些偏远闭塞的地区则还停留在原始部落制阶段，所以情况非常复杂，难以统一。东汉统治者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掠夺和迫害，致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所以，针对当时的中原的形势，诸葛亮早在《隆中对》里就向刘备提出了“南抚夷越”的方针。
刘备入蜀之后，曾选派很有才能的将军邓方为庲降都督，负责治理南中地区，并任用南中地区的夷、汉豪强为地方官。邓方及其继任者李恢镇抚南中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那些贪婪残暴，曾称霸一方的汉族豪强和夷帅，总是企图割据独立，为所欲为。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刚刚死去，南中地区便发生了叛乱。建宁（今云南晋宁）大姓雍闿勾结孟获，率先煽动族人叛蜀；继之牂牁（今贵州凯里）太守朱褒也举兵叛蜀，越雋（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也据郡响应，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蜀汉面临着丧失南中的危险。
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下，很快攻克越雋，杀死高定，此时雍闿已被搞定部下所杀。蜀将马忠也消灭了朱褒的势力。同年五月，诸葛亮渡过泸水（金沙江）追击已经代替雍闿为主的孟获。
孟获也是彝族首领，在南中地区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当地影响颇大。为更好地解决夷族与汉族的关系，使南中地区的统治尽快稳固下来，诸葛亮接受了马谡的建议，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法。他首先下令军队在同孟获作战时不能伤害他，只能擒。交战中孟获被擒，诸葛亮对他不杀不辱。为使孟获心服，诸葛亮让汉军列成阵势，领孟获到军前观看，以显示汉军威势。谁知孟获看了并不服气，说是以前不知虚实，被诸葛亮用计打败，现在看了，汉军也不过如此。若诸葛亮给他机会，他定能取胜。诸葛亮听了，为从长远计议，便放孟获回去，让他集合部队再来较量，孟获还是兵败被捉。诸葛亮对孟获如此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服输投，心悦诚服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同年秋天南中四郡全部平定。
征服南中后，为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生产等安抚政策。如不在当地驻扎军队，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合作，在南中推广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当地经济生产的发展等等。这些以安抚为目的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打破南中地区的闭塞落后状况，加强南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使民族关系趋于融合。
《华阳志·南中志》总论及永昌郡条载诸葛亮曾为昆明画“国谱”，他“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昆明以之为祖），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同时又与瑞锦铁券。”万绳楠在《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中对此分析道：“从所画的内容和给予瑞锦，铁券来看，虽有要求夷人服从蜀汉君长、城府统治的目的，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求夷人与汉族永世友好，汉不侵夷，夷不犯汉。‘夷人甚重之’，每刺史、校尉到临，‘赍以呈诣，动亦如之’。表明此后夷汉两族友好关系，有了新发展。”
三国时期，魏蜀吴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尽管它们各自的政策、方针、做法有优劣之分，但客观上毕竟都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融合，让他们各自为中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作用，促进了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尤其是北方民族将自己的科技文化带到了中原，又将中原的科技文化带回了北方。当然，三国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我们今天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诸葛亮南抚夷越，曹操对北方恩威并施的外交政策，在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史上，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