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三国历史上，东吴周瑜并非民间流传的“既生瑜，何生亮”式的嫉贤妒能、量小短毒的人物，而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智勇兼备、气度非凡、多才多艺又富开拓进取精神的将才，时人赞评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器量广大”、“性度恢廓”，这充分显示出周瑜的杰出才华和人格魅力。
关键词：周瑜；器量；性度恢廓；文武筹略；《三国志》
在魏、吴、蜀三国时代，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战乱纷纷，在生存竞争的社会大潮中涌现出了众多的顶犬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和各种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东吴周瑜就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智勇兼备、器量广大、善与人同、多才多艺的开拓、进取人格的将才。笔者拟以《三国志》等史籍为依据，运用将略、器量、荐贤等方面的史料，来综合考察周瑜的历史地位和形象价值。
“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器量广大’、“公瑾雄烈，胆略兼人”这是对周瑜的总体评价。事实上，这些评价正反映出三国史籍对周瑜的生平事迹和卓越功勋的肯定。周瑜不仅早年为孙策创立江东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在“赤壁之战”抒写了他人生最为精彩而得意的一笔，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战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从而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基础。这充分表现了周瑜“应变将略”的杰出军事才华和指挥人格魅力。
周瑜的军事“将略”才能，在他为孙氏集团创业江东时，己初露锋芒，这也是周瑜具体的人生选择和成功人格的自我价值实现。周瑜不选择袁术，而选择当时还未成气候的孙策，可以说是慧眼独具。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周瑜与孙策同年，“独相友善”，从孙策创业之始的厉阳出发，周瑜应孙策之邀带兵迎接，在共同的事业上得到孙策“吾得卿，事谐也”的信赖和肯定，并随孙策攻占横江、当利。建安三年（公元197年），年仅24岁的周瑜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从此以后，他帮助孙策拓广基业，征战南北：攻荆州、打皖县、进军寻阳、讨伐江夏郡，平定豫章、庐陵二郡等，然后留守巴丘。孙策死后，又协助孙权“讨麻、保二屯，袅其渠帅，囚俘万余口”。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讨伐江夏，“为前部大督”，充分显示了周瑜杰出的军事领导才华。
赤壁之战，可以说是周瑜的军事才华的全景综合式展示：周瑜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军事预测、军阵指挥、战略战术以及善于博采众议、果断决策的胸怀，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由周瑜具体策划、部署和亲自指挥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成为二国史上著名的战役：三国（曹、孙、刘）的人才精英皆大会于此，魏、吴、蜀“三分局面”也决定于此时，凝聚成天时、地利、人和优化合力的总较量，从而使周瑜“威声远著”。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曹操挥兵南下，当时孙吴面临的大势是：曹操攻克荆州，刘表的儿子刘琼全军投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这时的刘备己为曹操所破，“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欲引南渡江”，面对曹操数十万大军压境（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说“80万”）东吴“将士闻之皆恐”，以张昭为主的投降派主张“不如迎之。”从鄱阳赶回的周瑜和鲁肃力排众议，力主抗曹，最后以周、鲁为主的主战派战胜张昭为主的投降派，使孙权坚定抗曹的决心，进而实施联刘抗曹的行动计划，这与周瑜对战前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军事策略的筹划是分不开的。在赤壁之战前后，周瑜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表现在战略形势分析和战争攻防部署上。在战前，周瑜高瞻远瞩，结合当时的天时（天卜动荡、生存竞争）、地利（基业、军需财力）、人和（兵力、将才、民力、人心）的优势，客观综合地剖析了敌（曹）、我（孙）、友（刘）三方面的大势，得出了“我方”（孙权）抗曹的有利条件：从“人心”来看，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其名不正，所以扫荡曹操是人心所向；更具“地利”、“人和”，包括人力、物力足可抗衡，“将军（孙权）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当横行天”。对孙权的才具、基业和将才、军需（人力、物力）供给条件作了恰当的估价。同时，也深刻指出曹操挥戈东吴的不利因素：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样，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荣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周瑜通过对敌我双方的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兵战条件的精辟分析，从兵力对比角度指出曹操用兵战略的弱点和曹军的兵力状况：“久疲’，“不过十五六万”，尚怀狐疑，“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用事实挫败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的气焰、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后，周瑜主动请战，愿领“精兵二万（《资治通鉴》作5万[2]），前往夏口（今汉口）迎敌，孙权在周瑜的帮助下，部署了抗曹的具体方略：联刘抗曹，派周瑜和程普等与刘各“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这一部署彻底破灭了曹操要孙权送“人质”的美梦（《江表传》）。同时深入了解敌、我、友等因素的作用，为日后抗曹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军事、思想基础，也充分表现了周瑜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其次，表现在战术运用上。周瑜在具体指挥攻打曹操过程中，不仅调度有方，身先士卒，而且集思广益，善于将略，部署严密，前期采纳了黄盖之计，后期运用了吕蒙之计。在整个抗曹战争中，黄、吕二人之计，融汇成周瑜破曹战术的核心体系。周瑜为了击溃曹军主力，运用黄盖“诈降火攻”之计，俗话“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道出了这一“诈”计的核心，它叙述的是这样一段历史事实：黄盖诈降曹操，运用装满柴火膏油的船只，在离曹军连环船二里余路时，“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顿时“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周瑜带领精锐部队击鼓追击，“北军大坏，曹公退走”，取得了“火烧赤壁”大捷。
最后，表现在追击和士气的激励上，也是周瑜的军事全才的整体再现。公元209年，周瑜在追击曹仁的过程中又运用吕蒙之计，解除了甘宁之围，于是“渡屯北岸，克期大战”。因周瑜“亲跨马擽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为了激扬士气，周瑜乃“案行军营”，这一年周瑜打败曹仁，任南郡太守。“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
周瑜不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独具气量、性情、德行的人格魅力，荐贤用能方面深具“伯乐”才干。从三国史籍和时人对周瑜的赞评，足以证实周瑜是三国时代成功处理敌、我、友诸方面关系的高手和典范之一。
据三国史籍记载，当时人赞评周瑜“雄烈，胆略兼人”、“器量广大”（孙权）；“雅量高致”（蒋干）；“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陈寿）；“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醒，不觉自醉”（程普，）等，这些对周瑜赞评的人，既有吴主孙权（上级）、大将程普（同事）。也有敌对兼同乡蒋干（曹操的说客），以及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陈寿（《三国志》）等，应是公允的概括了周瑜生平的气量、性情、品德和胸怀，即使在当今时代，恐怕也难以找到的。纵观周瑜短暂的一生，他的非凡气度、他的卓识远见、他的多才多艺和智勇兼各，不是表面的，而是决定于他人格魅力的深层表现。如周瑜在处理蒋干（对外）、程普（对内）二人的关系时，就充分显示他的宽厚大度和忠贞不二的人格魅力。《江表传》载：
初，曹公闻喻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舒行诣琦。琦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a附“干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作乎？”瑜曰：“吾虽不及羡、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干入，为设酒食毕，遣之曰：“适吾有密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后三日，瑜请千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邮史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千但笑，终无所言。千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周瑜处理蒋千的关系，不仅表明周瑜不忘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忠贞不二；而且体现周瑜“雅量高致”，真诚、宽厚、大度，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这段史实，后来成了明末罗贯中笔下“蒋干中计”的来源，三国史籍上并无“中计”或“盗书”的记载。
周瑜与程普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更显示周瑜的性格开朗、“器量广大”和“折节容人”的伟大人格。程普是早年随孙权的祖父孙坚并屡立战功的老将，年长资深，时人称之为“程公”。《江表传》记载，周瑜与程普之间有些矛盾，不很和睦，其实责任不在周瑜，而在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但周瑜却压抑自己的感情，“折节容一，终不与校。程普终于认识了自己，亲重并敬服周瑜，对别人说：与周公瑾交往，“若饮醇醒，不觉自醉”。当时人们都认为周瑜的宽宏大度达到“谦让服人如此”。至于程普如何敬服周瑜的，《江表传》等一些三国史籍无详细叙述，而明代罗贯中却在《三国演义》（第44回）中，运用史实作了具体细致的描述：
次日平明，瑜赴行营，升中军帐高座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将听令。原来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瑜令众将曰：“王法无亲，请君各守乃职。方今曹操弄权，甚于董卓：囚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境上吾今奉命讨之，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赏劳罚罪，并不构纵”令毕，即差韩当、黄盖为前部先锋，二水陆并进，克期取齐。程咨回见父程普，说周琦调兵，动止有法。普大惊曰：“吾素欺周即濡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飞我如何不服？”遂亲诣行营谢罪。瑜亦逊谢。[3]
赤壁之战，孙权任周瑜为左都，是全军最高统帅；程普任右都，只是他的副手，……自然不服气。周瑜以大局为重，不公报私仇，不对倚老卖老、多次凌侮白己的程普治罪，如果没有恢宏大度的器量是做不到的。
为了适应三国的人才、智力的竟争，周瑜不仅善于运筹“人和”（“人际关系”），处理好程普、蒋干的关系，而且磊落宽宏，十分爱才，善于荐贤用能，是独具伯乐特质的具体实践者，如极力推荐鲁肃，就充分表现出他识人具远见，用人不拘私，待人守诚信的器最、风度、情操和人格魅力。
三国史籍载，那时周瑜已身为“居巢长”，闻东城鲁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周瑜用超常人的方法与鲁肃结交：特“将数百人故过候肃，请求资粮。肃家有两国米，各三千解，肃乃指一PM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周、鲁二人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才智，这种奇特的识才与交友方法，令人赏心悦目。“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求其比，以成功业”。这种为孙氏集团求才用贤的日标贯穿周瑜的整个一生，他在病重前，还极力向孙权推荐鲁肃接任白己的工作，《三国志》这样叙述：
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琦。瑜陨路之日，所怀尽矣。”
鲁肃没有辜负周瑜的重托，东吴局面由此稳定下来，为孙吴政权立下了很大功勋，故史学家陈寿评价说：“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从今天，我们还可从周瑜独具慧眼和远见卓识举荐鲁肃的过程中，看出其伟大的人格和将才的特立。
在三国历史上，周瑜不仅文韬武略兼备，且精通音乐，是难得的全才。如今虽未见过周瑜有关著述及作品的文字记载，但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叙述：“瑜少精意音乐，吴三爵之后，其有闽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当时民间有歌谣说：“曲有误，周郎顾。”虽只一鳞半爪的记载，足证周瑜的文武全才。
总之，从历史上考察，三国周瑜整个一生虽只短暂的36个春秋，却充分显示出他文武兼备、宽宏大量和将才的出类拔萃。如前所述，周瑜智服说客蒋干、内和大将程普、力荐鲁肃等，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表现出他性格开朗、为人光明磊落、气度宽宏，是诸葛亮所不及的；而他具体指挥的赤壁之战，以较少的兵力战胜强敌曹操，有力表现了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家的品质和才智。民间流传的周瑜被贬损的形象，不仅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冲突的产物，也是后世深受民族矛盾（蒙汉的元代、满汉的清代）恶化的痛苦的人们认识层面的极端性代替普遍接受的文化心理思想结晶：从历史形象地位走向社会标准化、形象典型化、人格完关化和世俗人情化进而倾向于推崇敬慕带有浓厚的农业意识的“一生谨慎”、“事必躬亲”的集民间智慧和刘汉正统人格化身的诸葛亮式的人物，而贬损、厌恶深富时代特征的开拓进取、“文武筹略”的特立人格魅力的周瑜式人物，这就是市井平民心目中所向往、追求、崇拜的集正统化、艺术化、世俗化、人情化的智慧人格于一身的偶像。从整个民族文化心理和思想理念考察，民间贬损的周瑜形象，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与民族心理思想的长期冲突、演变和世俗价值的取向在人们心中自然沉积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