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周瑜临终前的取蜀方略，原本打算趁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时无法分兵，看准“未能与（孙权）将军连兵相事”，打算一举与孙瑜共同领兵“得蜀而并张鲁”，然后再回师攻取荆州，“据襄阳以蹙（曹）操”，最后“西结马超”而共同“北抗曹操”。孙权同意，但周瑜走到巴丘就病卒，因此“丧当还吴”，周瑜西征取蜀美梦，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
逐句拆字上就事论事，周瑜取蜀方策的宏观环境可从曹操的威胁、取蜀后并吞张鲁、据襄阳而立足荆州、外援马超以完成最后的北抗曹操，各事分别细说从头，从外部观点针对周瑜取蜀的相关环境中抽丝剥茧。内部观点再仔细单就千里长征以武力强侵取蜀，分别述列有利与不利的条件，从而讨论此取蜀方略之可行性及落实执行之优劣。
整个周瑜取蜀方略，外部条件的时势有曹操、张鲁、襄阳及马超等，正好构成取蜀的时机及配合环境，也是周瑜极力进言的重心，倘若舍去不谈，周瑜取蜀方略形同空言虚辞。攸关性的或有连带，从全面整体面娓娓道来，才不至沦于盲人摸象或以管窥天。
桓温远伐成汉，千里之外灭人之国，蒙眷幸运之亲睐；刘备翻脸袭攻刘璋，转战三年，辅获荆州增援，苦战以逼降作收；昔日赤壁战前周瑜分析曹操南征，以天时地利人和等四不利，断定北方骁骑与江东舟楫之优胜与劣败。以此三例来对照周瑜取蜀方略，分别对号入座，“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以议论周瑜取蜀。
二、曹操虎视眈眈
建安十三年发生赤壁之战，建安十四年周瑜还在围城南郡，孙权攻击合淝失利。同年春三月，曹操休养生息“作轻舟，治水军”，又派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及派张辽督张合、牛盖等讨陈兰，招抚叛贼之后留下七千名军队驻军合淝，为后来的合淝守城抵抗，成功抵挡孙权十万大军入侵埋下伏笔。此时刘备正在荆南收降四郡，收纳庐江雷绪部曲数万口等，还曾求周瑜分地，后来仍嫌地少不足，才有后来的“权借荆州数郡”等。建安十六年秋七月，曹操开始展开敉平马超及韩遂的叛变，同年十月击破。
因此从周瑜提出取蜀时至周瑜殂卒时，也就是在建安十五年前后，曹操并未非无瑕分身。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并未让曹操元气大伤，因为孙权攻夺合肥不利，周瑜在南郡也被挡一年多，等于孙权在战后踢到铁板，对赤壁之战的收获，只剩还得历经苦战所啃下的南郡而己，荆州的北部仍在曹操掌握，而荆州后南部又被刘备夺取，徐州则令孙权未能越雷池一步，因此赤壁之战后，从所占领地而计，最不利的一方反而是孙权。从曹操有空新建船舰、练水师，表示曹操还有余力可于东方兹事；而荆州及扬州的叛变，亦仅由曹操麾下的于禁及张辽等人即可就地解决，毋须曹操亲征；关中马超及韩遂叛乱则发生于建安十六年，战端还是曹操所挑起。
因此就建安十五年的前后，曹操在中原不但无事，因为孙权及周瑜未能北伐威胁，而且曹操还东治水军，西伐关中，可见曹操仍有机会南侵孙权，因此周瑜取蜀所推测的“（曹操）未能与（孙权）将军连兵相事”，似乎有待商确。若是孙权倾国西征取蜀，万一曹操再度南侵时，可能发生剩无余兵可资相抗之虞；反之，若曹操仍有余力南侵的威胁时，孙权就无法分太多兵让周瑜取蜀，势必留兵自保。
至于曹操南侵的选择多样化，至少可从合淝或江陵来袭，尤其是在徐州的东边战事接踵而来：“（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曹操再征孙权；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又攻孙权。如果曹操真的分身乏术的话，理应无暇南下，而且其中还夹有征马超、收张鲁等西线战事，可见曹操掌握中，可供东征西讨的时间相当充裕，四战挑衅绰绰游刃有余。如果在没有其它意外之下，孙权真按表操课，着命周瑜如期于建安十五年长征取蜀，但是事实上建安十七年曹操就大军南下，东出徐州，还攻破孙权江西营寨，可见周瑜所说的曹操“未能与（孙权）将军连兵相事”，这句话的眼光及效力只有二年不到。
《先主传．引献帝春秋注》：“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曹）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今（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有心积极东征北讨的野心，一直到死前还在舟马奔波，不甘寂寞的人怎会坐以待毙？“有事必不能来”之武断，有如大意之螳螂捕蝉，却轻视黄雀在后。
事实胜于雄辩，曹操收拾完马超，马上就南下挺进濡须口，周瑜整装出发后不到二年的时间，曹操已出现求战，这还是先主动生事于关中才多迟延一年。若是除去关中平乱，曹操提前南下的可能又大增。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此时前后并非周瑜所称的无法分兵相争，北方一点也不见曹操有事没空的迹象，这是周瑜取蜀的第一个致命伤，对曹操状态的假设有疑问。
三、兵力众寡比较
第二个致命伤是周瑜的兵力问题，可以与益州州牧刘璋互相比较，对千里灭国的优势，是否能胸有成竹。
刘璋面临刘备的翻脸背叛时，益州尚能支持作战三年之久，成都还有固守难攻的条件，因“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若再加计益州前哨的葭萌关、涪县、白帝、江州、江阳及雒城等，可见整体益州的兵力众多、势力广大，纵使刘备用诈，也无法全面速战速决，这是益州坚守自保的实力相当强大。
周瑜在赤壁之战时实力只有三万士卒，“（周）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孙权）将军破之。”此三万人历经赤壁水战、乌林陆战、南郡围城，兵员牺牲或损失，势必有死有伤。而且新收南郡后，尚且要分兵驻守，否则情报一但传入邻近紧凑之襄阳及樊城，曹军得知南郡兵力不多时，收复失土的机会就来了。再假设周瑜若有收纳曹仁的荆州降兵的话，也得考量降兵的忠诚度及蠢动，若周瑜未因降兵而增兵，不管是杀降或是未纳降兵，那么周瑜围城南郡后的兵力不见得高于陷拔南郡后的兵力。再来就是当地临时征兵以壮军势的可能，按常理判断，南郡平民可被征调为可用之兵，在曹仁被围城一多年时，早应被抽薪榨干，苟存下来的残余可让周瑜资以征兵入伍，所剩无几。纵然赤壁战事鲜少死伤，高估所剩兵力，周瑜部队的最大值也不超过三万人，而且还要分兵留守南郡，可供外调西征的兵力则又需打折扣。
再从周瑜伙同孙瑜共谋取蜀，联军远征而非独力胜任，周瑜在联军取蜀上可运用的兵力不但无法全权指挥，而且还有受掣肘的可能。周瑜死后时，生前所遗留兵众部曲被人接管，“（鲁肃）代（周）瑜领兵。（周）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周瑜长子周循早卒，次子周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在世兵制的江东，从四千余人到一千人来衡量周瑜生前兵力，恐怕周瑜死前的兵力不丰，充其量不过数千人。
益州刘璋举境可是数以万计的兵力，周瑜不过是数千人，纵使再加计孙瑜部众，总体的远征军仅占孙权所能控制的数量，少之又少。以众击寡尚且未必保证得胜，以卵击石则犯了“小敌之坚”的错误，后果必遭“大敌之擒”。恰如肉包子打狗，是有可能打昏恶狗，不过机会少之又少，肉包送礼被狗所吃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用十几颗坚硬的石头都不一定打退猛犬，况且企望一两粒软嫩的肉包子呢？
刘璋继其父刘焉统治益州多年，麾下猛将善战之将领及士兵不乏其人，而且正当与北方张鲁久战多年。《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晋书．袁乔传》：“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足见益州拥有可资征用的将多兵众之丰盈，令刘邦藉此消灭三秦而入关逐鹿，使孔明因此出师北伐而屡攻中原。若周瑜孤军深入，兵卒最多不过数千，益州可举州动员相抗，兵卒动辄数以万计；总之，入侵的周瑜兵少，刘璋的兵力雄厚。
从众寡之分来比较刘璋与周瑜，在兵多与兵少之际，有利与不利的优劣，这很明显。
四、轻视张鲁反应
第三个致命伤是张鲁问题，刘璋与张鲁是宿敌，互战多年倍受压力，甚至于刘璋还派张松向曹操要援，及遣法正向刘备求助，由此观之，张鲁当与刘璋势均力敌。刘备于建安二十年取蜀，经过休养三年后才整兵挥军汉中，也就得益州与攻汉中两件事分别考虑，若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周瑜企图“得蜀而并张鲁”的野心，不是轻视刘璋与张鲁的实力，就是把益州与汉中的攻拔视同一体。入川虽因盆地或有水战，汉中则是全面山地高岭战事，两种不同的地形、不同的敌友状态、甚至还有互相牵制的关系，若周瑜取蜀时不考虑联合张鲁共击刘璋的优势，也得担心万一身受刘璋与张鲁夹击的危险。刘璋因为联合刘备共击张鲁时而被刘备翻脸遭袭，若是周瑜声称欲联合张鲁共击刘璋时，若张鲁反应不如刘璋对刘备一样推心置腹，可能性不是没有。
对张鲁的敌友态度及配合战术等，周瑜并未交待，也就是取蜀之策未考虑张鲁，攻击的对象是刘璋，对其宿敌张鲁却不加算计，因此周瑜取蜀的北方势力，明显摆着一个未知变量。若是趁周瑜与刘璋相战正酣时，张鲁大军压境，坐收渔翁之利，万一周瑜与刘璋两败俱伤时，周瑜远征在外，恐无退身之路。势力的消长应该“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此乃多多益善，因“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刘璋正与张鲁互战，周瑜若欲算计刘璋时，随着张鲁的反应不同，下场因此产生非常大的差异，被波及的可能性不会绝无仅有，不能不加以忽略。张鲁可能助周瑜联合夹击刘璋，也有可能中立不干涉（又可分为放任周瑜取蜀或在二败俱伤中趁火打劫二种可能），还有最严重的扯周瑜的后腿。太多状况可令周瑜取蜀半途而废，甚至于全军覆没，张鲁的态度敌友未清之前，更应予详加考虑变量，以免太过一厢情愿而惨遭措手不及。
而且挟敌意而来，不能寄望对方不备，周瑜原计划“得蜀而并张鲁”，摆明不排除以武力解决汉中问题。张鲁即将除了现有刘璋的大敌当前，紧接着即将面临周瑜的并吞威吓，此时在对周瑜表示友善或是敌对之间的抉择，将是决定汉中未来的死生存亡之别。张鲁若带有一丝丁点的反应敌意，周瑜取蜀征途将蒙上一层失败的阴影，深入重地，四面为敌，不但左右无法兼顾，而且难以抽身而退。
周瑜取蜀对张鲁寡谋少算，这是很严重的失策。
五、荆州发展方向
第四个致命伤是并张鲁后而取襄阳，若说周瑜的取蜀仅限于益州战事，而攻汉中及据荆州等则为后续的战略考量，从鸟瞰的宏观眼光，亦可认为周瑜的眼光在于图取曹操。不过未来式的愿景式计划，应该以实际可行性或已完成来评价，而不应以目标的大小来错断是非。假设性的希望想象，比不过实际上可兑现的价值。
沮授建言袁绍说：“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可行性不是没有，第一“举军东向”可定青州，第二“还讨黑山”可灭张燕，第三“回众北首”可丧公孙瓒，第四“震胁戎狄”可令匈奴，所谓“四州战略”的确实口气不小。青州东阻于曹操，张燕后来降于曹操、鸟桓只是联盟关系，最成功的只有战胜辽东，而实际上袁绍耗费一年多才远征公孙瓒，苦战之下才围拔力克。目标定的容易，但实际上施行时，则应另行考虑细节，就像公孙瓒“围堑筑京”抵抗，袁绍“为地道，突坏其楼”才能成功攻破。周瑜的“并张鲁据荆州”，恰如沮授建言袁绍的“四州战略”，眼光固然远大，但仅是理想，正如关羽也有北伐襄樊之举，事前亦有据荆州的理想。不过心中希望是一回事，实践能不能作到又是另一回事。
假设性的希望想象还有鲁肃的“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及甘宁的“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但鲁肃的“图天下”一定会比甘宁“渐规巴蜀”来得伟大吗？万一理想未能成真，支票终究跳票不能兑现，还不如把握手中可用零钱以积少成多。因此周瑜的希望理想“并张鲁据荆州”，战略本身并无优劣可分，是否能实现的才是可行性的关键。二鸟在林，还不一鸟在手，刘表虽无逐鹿中原的打算，但“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最后实现，刘表达成独霸荆州的理想，“荆州”一州虽不如“四州战略”、“竟长江所极”或“渐规巴蜀”等规模，但是实际上确实完成任务独霸荆州，质量实在；反而沮授、鲁肃及甘宁却没实现理想，他们的“四州未竟”、“长江未达”及“巴蜀未取”如同未兑现的支票，终究空虚。
有时候眼光太高反而不易达成，还不如脚踏实地，扎实取向，金额再少的铜板现金，总比无法的兑现的支票要好：有效可用的铜板实为金钱，无效没用的支票不过废纸。
周瑜打算结束取蜀后，回南郡而北攻襄阳。计划固然美妙，后来的关羽也是从南郡出发而北伐襄樊。所以周瑜与关羽的计划北伐荆州，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考关羽后来落败的批评，计有久战未能速取樊城、攻城围城不力、没有完整攻取襄樊计划只顾猛攻、还有粮秣补给不及导致擅取湘江米粮而惨遭孙权借口袭杀，最要命的关键则是后路南郡被偷袭，以致于身死败亡。可试着把以上的“关羽”二字替换成“周瑜”，顺顺口气设身处地，看看周瑜的下场，是否会使关羽北伐荆州的历史提前上演？
空有理想计划，却无详细损益，将是周瑜取蜀后进取荆州襄阳的失败之处。
六、周瑜觊觎刘备
第五个致命伤是周瑜若执意“据荆州”，则意味排除刘备，将是很严重的转折点。
从战争关系及外交趋势而言，以当时形势分析：曹操在北方独大，南方则有二小，即孙权在江东及另外一方刘备的崛起，大致形成三足鼎立，但兵力或实力上应是曹操一大面对孙权及刘备的二小。二小联合以抗一大，双方实力勉强应付相抗，赤壁之战就是孙权与刘备联军以抵抗曹操的进攻。换成各怀鬼胎的话，变成二小互攻相伐，不论是两败俱伤或是仅剩一小，曹操的一大所要面的对南方，将不复有原有二小的联合加总，除非刘备与孙权二小互斗后还能不死伤半人，才有可能不改变原有的二小实力。《先主传．引献帝春秋注》：“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曹）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因此不管是孙权攻击刘备或刘备征讨孙权，只要二小不能连手，曹操的一大面对刘备或孙权之间任何一小，那怕是二小尚未互斗相伤，曹操将有以众凌寡上兵力上的优势。
《先主传》：“（孙）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如果周瑜取蜀真的成功，长江流域此时形势为：东有吴（孙权），西有蜀（周瑜），中有荆（刘备）。虽然周瑜西征前还拥有南郡，但是荆南四郡已落入刘备掌握，南郡南岸的油江口，刘备“改名为公安”后立营驻兵，又南郡的守将周瑜西征离境，宛如后来的关羽北伐离开南郡，其势险如累卵，岌岌可危。
若不考虑刘备，则周瑜西向长征的旅途又多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变数。正如关羽北伐荆州而后路遭吕蒙偷袭，失败后还被冠上“大意失荆州”；如果周瑜西征取蜀时，不论成功与否，从江东到益州之间还存有刘备势力，后路会不会被刘备所截杀，然后兵败身亡后被称为“大意失荆州”？孙权叛盟袭杀关羽前并无迹象，但是刘备翻脸攻打刘璋却是罪证确凿，昔日在曹操麾下就曾叛变攻杀车冑而入主徐州，周瑜一路西行路过刘备时，这正是一颗埋伏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这也是“吴终不能越荆有蜀”的结论，从“吴必不敢越（刘备）我而独取蜀”而言，周瑜未能交待处理与刘备之间的关系，在千里长征取蜀的过程之间，已失算于最有可能导致全盘覆没的枭雄。
忽略刘备的存在，将是周瑜取蜀的最大威胁。
七、取荆州与攻徐州
北图曹操尚有方向问题，也就是荆州与徐州之间的取舍。
吕蒙虽主张舍徐州而袭荆州，孙权也同意，并着手入侵南郡。然而终其孙权一世，用兵重心并非意在荆州北部的襄樊及南阳，而是屡次云集大军，甚至于动员十万大军，挥师合淝，也就是吕蒙所误称的“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从自赤壁战后计算，孙权亲征十一次，除了皖城战事稍有成果外，其余皆无功而返。如果吕蒙的话是对的，孙权应该攻拔徐州如探囊取物，但是孙权屡次出师不利，其中四次入侵徐州、包围合淝皆铩羽而归，吕蒙的“往自可克”显然不尽事实。
检视逍遥津之战的东吴参战将领计有：车骑将军徐州牧孙权、武猛校尉潘璋、奋武将军贺齐、平贼中郎将徐盛、承烈校尉凌统、平南将军吕范、折冲将军甘宁、虎威将军吕蒙、讨越中郎将蒋钦、偏将军五校督陈武、中司马诸葛瑾、宋谦及小将丁奉等，几乎已是举境黄金阵容，也就是精锐菁英名将猛臣，士兵也达十万之众（赤壁之战才给周瑜三万兵，按《陶元珍．三国吴兵考》：“孙权嗣立，先后得山越兵不下十三万人”，扣掉给周瑜三万，孙权还自留十万），其中的主力部队亲征徐州，其它的零星部队驱往荆州或取蜀，足见孙权用兵最重视的不是荆州而是徐州。
不论是从孙权北伐曹操时，出师的所经所由的方向及地区；或是应付曹操攻击濡须口时，为求自卫而增援部队行军等综合归纳，孙权不论攻击或防守，皆布置重兵用战于徐州。因此周瑜打算“据襄阳以蹙（曹）操”的话，就猜错孙权的重徐轻荆的虚实部署。
既令周瑜取蜀成功，周瑜却打算据荆州以图曹操，但已违反孙权重徐轻荆的战略。若孙权又不打算自荆州北伐，那么在孙权心中的盘算，从徐州再联络取蜀以求呼应，更犯千里分兵大忌。周瑜取蜀并张鲁后却与孙权据襄阳以蹙曹操，显然未曾预料到孙权重兵用心在徐州。
周瑜欲重荆州，但孙权却重徐州，此乃周瑜取蜀方略的第一个失算。
八、联盟结援马超
放过结交敌人的敌人弃于不顾，而向无关紧要的陌生人结盟，可谓舍近而求远。
马超本身实力不过是马腾旧有部曲，在曹操未施压力前，马超并无声讨曹操之必要动机。再说潼关之战时，马超并非单独发难，而是联合“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同据河、潼，建列营陈”而共同叛乱，其中还因曹操施用反间计，令马超忌讳韩遂而“更相猜疑，军以大败”，在在显示马超实力之薄弱。曹操因大军众多又兵强马壮，还有耐心坐等叛军集合，以求一网打尽，也就是马超动员外援愈多，但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叛逆愈多愈迎合曹操心喜。被曹操照计划击溃后，马超虽然侥幸“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但不久就被“（韦）康故吏民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合谋击超。”前已无去路，曹操又“使夏侯渊击平之”毋宁是雪上加霜，后有追兵，曹操亲率的主力尚未出现，光是杨阜及夏侯渊等部属，足以让马超“进退狼狈，乃奔汉中依张鲁。”
交通强手以威胁协助，低求弱脚则自身难保。孙权想要对付曹操的话，应结交豪强厚势，而非求救于薄弱寡民，马超反抗曹操时不过仅占叛军的十分之一，连一州刺史的部属都应对吃力，怎能对曹操产生威胁呢？泥菩萨过江，已自身难保，早已无余力以佑平安。问道于盲或求教于愚，不是不知自己轻重，就是高估对方。
当然还有周瑜与马超通讯问题，若以马超身在凉州，而周瑜身在襄阳起算，协同及沟通问题，地埋环境的限制，足以产生很大的时间差被各个击破。
既云取蜀，外交上有很好的对象可联张鲁，汉中的势力也不小，曹操、刘备及刘璋都曾费心进攻过，马超兵败也投奔张鲁。而且作用上可资协助对刘璋形成压力，又可对曹操产生牵制，换句话说，联张鲁可取蜀，亦可攻曹，是很好的结盟伙伴。但若周瑜的野心大到“未得蜀而先望陇”，放弃卒多势强的张鲁而求援于人少弱小的马超，似有矛盾：若是周瑜足以硬并刘璋，足见周瑜兵强，不须再结弱小的马超；反而周瑜如无法硬吃刘璋的话，显出周瑜兵小，联合弱小的马超亦于事无补。
联弱而弃强，舍近而求远，周瑜于“好与马超结援”上，思虑未尽周详，此乃周瑜取蜀第二个失算。
九、制策与实践互动
有的说法是周瑜取蜀意在并吞刘备，但周瑜取蜀从北方威胁、外交结援都考虑到，若是间接路线绕好大弯就为了谋取刘备，暂且不论周瑜与刘备互斗的结果如何，周瑜的“取蜀”计划倘若真是是醉翁之意，心在刘备，其名为“取蜀”但实则“伐刘”，单就“取蜀”而言，仍然不可取。表面上是开疆拓土的计划，但实际是斗争互攻的阴谋，那么就取蜀的可能性而言，仍然于事无补，所以益州仍难成功夺取，取蜀失败。能谋取刘备也好，不能谋取刘备也好，关键在于攻杀刘备的话，整个取蜀计划形同虚话，所以如果取蜀意在谋取刘备的话，取蜀更具不可行。
良策不因人而异，佳谋亦不愁换将。
萧何的治国乃良策，故曹参相随为美谈，政策不限于特定人，可行性不因人亡而政息。当初“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周瑜不幸早死，但“（孙）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仍然打算派孙瑜继承周瑜遗志而取蜀，如果孙权认同周瑜的取蜀，以兵力支持或多派将领共赴任务，皆是使取蜀目标明朗化或得胜的机率大增。也就是计策果真可行，阵前换将应不改其可行性。但是江东虽然猛将如过江之鲫，连表明过“究长江之极”的鲁肃及“渐规巴蜀”的甘宁亦未参战，还有其它如宿将程普、赤壁名将黄盖、肉博能将周泰及二位高大战将陈武及董袭等皆未被指派西征，反而诸将的大部分时间皆因参加北伐徐州而屡战屡败。
面对孙权派遣取蜀，刘备反应激烈，“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住彝陵”。等于是四支军队备战，几乎是刘备所有坚强势力倾巢而出，孙瑜不过一支孤军，孤掌难敌众拳，不得不因此而撤退。如果周瑜取蜀的政策孙权有全力支持的话，没有理由不增援助战。就像后来孙权开始“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同样集结大军打算反攻，“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但孙权立刻增援，“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双方同样弩张剑拔，表示不惜一战。两件类似的备战紧张局面，一个是下令还兵，一个是增援备战，前者的取蜀计划就因此胎死腹中，后者却因此议和而获得大量的割地。
取蜀的计策若是孙权全力支持，改派其它猛将执行亦可，从召回撤兵的反应，可见孙权本不愿配合此计。
未获孙权的全力支持，缺兵又少将，此乃周瑜取蜀第三个失算。
十、桓温侵川相较
依样画葫芦不见得奏效，周瑜难以相比于桓温侵川。
桓温不是简单人物，曾三次北伐，又曾废帝立帝，还曾光复洛阳，消灭成汉。江夏相袁乔向桓温所建议的“侵川”之策，《晋书．袁乔传》：“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等于是使用偷袭掩进，趁敌不意，兵临城下，当与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两相映辉。而且是采赌博性的冒险进击，同传：“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只有三日粮，粮尽就得挨饿，也就是补给只能支持三天，时间过后不是敌死就是己亡，魏延的蜀兵还有半军运粮，尚且有待孔明主力会师，但晋师全军不分兵只能存活三天，决心固然可嘉，但背后危机重重，以三日就能决胜负，这是桓温第一个幸运。
成汉君王李势的防守不周，《晋书．载记．李势》：“遣李福与昝坚等数千人从山阳趣合水距（桓）温，步道而上，诸将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王师，昝坚不从，率诸军从江北鸳鸯碕渡向犍为。”虽已发觉千里偷袭，但是防守却猜错边，因为“（桓）温从山阳出江南，昝坚到犍为，方知与（桓）温异道，乃回从沙头津北渡。及（昝）坚至，（桓）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坚众自溃。”桓温从江河的南岸而来，成汉守军却跑到江北，等到发现事情不对时，桓温已率军离成都十里之遥。误判潜师，又失其途，竟错身而过，这是桓温的第二个幸运。
虽有三战三胜，但是遇到强烈反击，同记：“前锋不利，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桓）温马首。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桓）温乘胜长驱至成都，纵火烧其城门。”误把撤退当进攻，而且居然还战胜，这是桓温的第三个幸运。
此三个幸运中，只要其中少一个，桓温在二十二年后的枋头大败恐怕会提早出现，侵川当场失利。拿周瑜与桓温相比，桓温仅以一万人，持三天粮就进攻，周瑜却只有四千余兵（若不计孙瑜），而刘璋的成都《蜀书．刘璋传》：“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刘璋尚能与刘备互战三年。可在三天内决胜负，桓温的第一个幸运，刘璋有四年米粮可支撑的实力，恐怕周瑜难以相提并论。
《春秋．左传》：“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千里潜师而令敌不知，太过低估轻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黄）忠、（卓）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跂、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涪，皆破败，退保绵竹，（刘）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便可知道，刘备展开全面攻击时，刘璋虽闇弱，已先派将拒守，不利时又撤退再战，也派将援军，从“先主进军围雒；时（刘）璋子（刘）循守城，被攻且一年。”但还不致于让入侵军如过无人之地。若欲潜师令敌不知，又指望敌必防守失道，周瑜若奢想桓温的第二个幸运，只能听天由命。
再来是指挥力战的问题，周瑜在南郡全力以赴，结果围城一年余，自己还因“流矢中右胁，疮甚”，所以受伤致病，至于在成都围城时会产生南郡围城的历史重演，或是如同桓温的破敌大烧城门，误把撤退当进攻，桓温的第三个幸运，周瑜可遇而不可求。
孤军深入而迅速侥幸成功，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没有幸运的配合（如三天猛攻而围城难攻不落等），时间一经拉长，势必缺粮或粮运不济而退兵。若无幸运，无法速战速决将是周瑜取蜀在时间上的第一个限制。
十一、刘备收川比较
刘备收川则是夹带翻脸动手、内间引路、丰厚粮秣、情报搜集、还有广集兵力及遣将分兵联取各地，事前还有计划周详，有庞统专门设计的收川三策，周瑜纯以外人孤军，又不得孙权援军，连庞统的收川三计都无一适用。
益州牧刘璋引狼入室而自招祸害，周瑜能不能如法泡制，这很难说，若令刘璋信任，令刘璋供粮，令刘璋引入，然后周瑜再寄望翻脸袭杀刘璋，以周瑜不曾有枭雄反噬的前例，这要刘璋的被骗与周瑜的奸诈两相配合，才能达成此一条件，否则周瑜难以狼披羊皮而取蜀。
从秭归至夷陵就已相距七百里，再“自西陵以至江都”又有五千七百里，合计将近有六千四百里，尚有秭归到成都的距离未算，而且还是逆长江而上，又须经过天险三峡，粮秣补给上艰苦卓绝，难怪桓温时逼迫到全军只持三天粮秣。刘备已有刘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而且“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刘备受到刘璋的补给，还是就地因粮，没有运输落差及损耗，这是周瑜无法相比的条件之一。
刘备每从刘璋调挖一兵，刘璋对刘备就少一兵，也就是刘璋每一兵归刘备后，刘备对刘璋的优势为二兵之差，这种消长之势，周瑜难望项背。刘备光在益州就有三万人，还有荆南四郡的原有兵力，（孔明、张飞及赵云都是由此出发而增援入川），而周瑜死后交给鲁肃才四千余部曲，不到五千人的兵力，还是孤军深入，刘备的优势兵力刘璋尚且支持三年，周瑜兵少，能不能对刘璋形成威胁，已有疑问。刘备令霍峻留守葭萌城时，兵力才数百人，刘璋派“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霍）峻，且一年，不能下。”可见据险而守，霍峻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种山岭险峻的特性，水军出身的周瑜，弃船而改山战，困难之上还须再加困难。
况且周瑜欲以船楫来相斗于巴蜀山陵是否有无水土不服或多生疾病等，就不得而知。曹操南下赤壁尚因疫疾而不利，周瑜西取巴蜀若因此而劣势，亦不足为奇。周瑜最后“道于巴丘病卒”，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家族型慢性遗传病不至于早死，倒是临时性的传染病容易暴卒。从《江表传》的周瑜自称：“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依字句看来，似乎是病情没有影响，但“道遇暴疾”的可能，若无人医疗或是医疗不周等，草菅人命的下场亦难逃一死，这意谓的士兵及周瑜其它人仍有机会罹患疾疫，甚至不除重复染病。若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因疫疾而不利，周瑜在取蜀西征亦蒙暴疾而难安。
缺粮少兵、不习山战、寡兵微将、甚至水土不服及多生疫疾等，将是周瑜被环境所困的第二个限制。
十二、结论
战略上周瑜取蜀的眼光虽然非常远见，趁刘璋与张鲁互战时介入，机会有利。但是对曹操的状态研判未确，又忽视张鲁及刘备的反应，高估结盟马超的效用，又整体上错判孙权重徐轻荆的布局，这使得取蜀方略的形势判断破碇百出。
战术上则是具体的计划未定，遂令理想计划成为幻想的泡沫。比较起成功的史例，因此相形见黜。庞统的收川三计非常明确：上计为阴袭成都，中计为诈取培城，下计则为退守白帝。抢攻有偷袭的战法，翻脸有攻守兼顾的诈法，防守有全军而退的撤法。反之“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因，不可久矣。”踌躇徘徊，优柔寡断则将受制于人。因此不但要善决，而且还要迅速。至于毫无计划而凭碰运气，结果将比有计划更加不如，未来死生存亡将因失算，无法得知可能变化而任人宰割。
时势配合的战略与实际执行的战术互相配合，才够格称之多算多胜，反之从周瑜取蜀方略上有五大致命伤、三大失算及时间与环境二大限制，此寡谋少算实难称之完美。
相反的，周瑜在赤壁战前对曹操的研判正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今使北土已安，（曹）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闲〕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从第一点北土未安、第二点舍马就舟、第三点盛寒缺粮及第四点不习水土等四点不利，因而突击曹操得利，此乃从合理的条件得出正确的析论。周瑜取蜀时，第一点北土有曹操虎视耽耽（越明年就南攻濡须口）、第二点舍舟改马（巴蜀含有山战）、第三点亦同盛寒缺粮（《资治通鉴》时年为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冬，又千里馈粮亦难保士卒饱食丰沛）、第四点不习水土多生疾病（连周瑜都死于病卒），周瑜取蜀方略亦有四点不利。赤壁战前的曹操南讨四点不利，与周瑜西征四点不利，十分神似，“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周瑜难以自圆其说。
周瑜在赤壁战前研判透彻，但在取蜀方略上或有错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