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的缔造者刘备，史称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虽然因其西蜀偏鄙之地，却具有不折不挠的气慨和与曹、孙对抗的信念。可惜在位不过三年，白帝城托孤于丞相诸葛亮。蜀汉政权实际上由诸葛亮支撑。诸葛亮辅佐刘禅，励精图治，赏罚分明，在安抚西南各民族的关系之后，北伐中原，“出师未捷身先死”，于刘禅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于五丈原。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于建兴六年出兵祁山时使魏将姜维归附。自此之后，姜维效力于蜀汉，见赏于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三国志·姜维传》中这样记载姜维归汉之后诸葛亮的喜悦与对姜维的称赏：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郤。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城），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
可见，姜维等人归汉，实非彼等本意，乃见疑于天水太守马遵的无奈之举。参阅鱼豢的《魏略》，有助于我们对详情的把握：“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乎西偏，又恐吏民乐乱，遂也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今亮前锋为张邰、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诸军攻冀，皆得维母妻子，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击保官以延之。”
鱼豢所载与陈寿有些不同，但姜维等人降汉乃见猜于天水太守马遵抑或雍州刺史郭淮的不同而已，姜维等人降是不得已的选择。姜维归汉之后，诸葛亮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三国志·本传》曰：“亮辟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谨慎严明的诸葛亮，知人善任，对于一个年仅27岁归附未久的姜维却大加称赏，可见姜维是何等杰出！诸葛亮不仅赏识姜维的超轶之才，而且委以重任，辟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使典军事，认为姜维之才在蜀汉李邵、马良之上。更可贵的是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和他那“心存汉室，才兼于人”的情怀，因此，诸葛亮还要把姜维推荐给刘禅，足见其对姜维的厚望和倚重。事实证明，诸葛亮对姜维的赏识和倚重是有道理的。姜维少年丧父失怙，事母至孝，是一个重孝义好功名的颖异之才。裴松之引《傅子》的话称姜维“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他将功业之念置于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个襟抱不凡，志趣高尚的英杰！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是说姜维忠于国事而疏于家事。《资治通鉴·考异》并不认同孙说，指出：“按维粗知学术，恐不至此。今不取。”我认为，《考异》的意见是正确的。《三国志·姜维传》称姜维：“好郑氏学”。所谓“郑氏学”，即大经学家郑玄的经学。“忠、孝、仁、爱”是儒家经学的核心，既然姜维自幼喜好经学，自然于国尽忠，于家尽孝是其恪守的准则。《考异》不取孙盛《杂记》之说是有道理的。
姜维归蜀汉受到诸葛亮的重视，不久即升迁为中监军征西将军。真正使姜维崭露将略之才，是在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之后，姜维成为蜀汉支撑军事的台柱。诸葛亮委政事于蒋琬（公琰），而当尚书仆射李福问他：“‘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资治通鉴》）所谓“亮不答，正告诉人们，费祎之后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明敏的诸葛亮自然清楚以蜀汉一隅能支撑多久！他鞠躬尽瘁于蜀汉尚且如此，后继者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而军事方面则以姜维任之。就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际，姜维的韬略权谋即展现出来：“是日，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靠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通鉴》卷七十二）这是姜维的妙计运用。
如果说诸葛亮病逝的最初几年，军国大计尚依赖蒋琬、费祎 ，而蒋琬于刘禅延熙九年（246年）去世，费祎也于延熙十六年（253年）被魏降人郭修刺杀身亡。蒋琬去世离诸葛亮病逝不过12年光景，而费祎距蒋琬辞世也才6年多一点。此后，蜀汉政权的主要支撑自然是这个被诸葛亮称为“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才兼于人”的姜维了。
就在蒋琬主政之际的延熙四年（241），姜维受命为凉州刺史，担付方面大任，在安抚边陲少数民族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三国志·后主传》载：“（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来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是岁，汶山平康夷反，（姜）维往讨，破平之。”我们在以下的史料中，看见了姜维活跃于蜀汉的身影与战绩：
（延熙）十二年夏四月，大赦。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
十三年，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十六年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攻南安，不克而还。
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夏六月，维复众出陇西。冬，狄道（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
十八年春，姜维还成都。夏，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郤还钟题。
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
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
景跃元年（258），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
五年，姜维复率众出候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
（以上见《三国志·后主传》）
我将姜维主政的重要军事行动和战况作了勾稽，在其掌管蜀汉的不到十年间，竟八次出兵进击魏国，较之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六出祁山还多。加上费祎时代延熙十年姜维率兵平定“汶山平康夷反”的军事行动，以及他安抚“凉州胡王”，则有十次之多。足见姜维“心存汉室”的赤诚忠悃是何等感人！
如此频繁的出击，几乎每年都有战事发生，这对于地狭人少的西蜀自然是难以承受的痛苦负担。《三国志·姜维传》对于姜维几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记载详细一些，适可作为前所引《三国志·后主传》之补充与注脚：
（延熙）六年（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维率众讨定之。又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胡王治无戴等举部落降，维将还安处之。十二年假维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兵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宦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姜维传》）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
陈寿在评论姜维时说：“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焉。”虽有一定的道理，可又不完全正确。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就未必正确。知人善任的诸葛亮对年仅27岁的姜维称许有加，谓之为心存汉室的杰出人才（才兼于人）！岂是“精有文武”所能概括者。“敏慧夙成”的钟会就曾对杜预说：“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诸葛诞）、太初（夏侯玄）不能胜也。”裴松之注引《世语》也说：“时蜀官属皆天下英杰，无出维右。”怎么能轻易贬低姜维的英彦杰出之才呢？设若姜维仅仅“粗有文武”，自视其高，家学渊源的钟会能看得起他吗？
陈寿说姜维“玩众黩旅”，批评姜维多次出兵征战，穷兵黩武，亏损蜀汉国力，不无道理，可又不尽然。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是，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
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先不妨阅读正史，再作评论。《三国志·姜维传》是这样说的：
及钟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月余，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钟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会与维书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季）札、郑侨（子产）能喻斯好。”维不答书，列营守险。会不能克，粮运悬远，将议还归。
尽管钟会、邓艾大兵压境，蜀汉危殆，姜维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左车骑张翼合兵剑阁，抗拒魏兵，深沟高垒，因守以待，并且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攻势。此时的钟会欲进无效，补给匮乏，大有退意。
然则，正在关键时刻，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而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于艾，艾前据成都。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邓艾偷渡阴平道成功，直驱成都。其时蜀汉政权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兵，乱作一团。《三国志·谯周传》云：“景耀六年（后主号，公元263）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油，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在众说纷纭，计无所出之际，光禄大夫谯周力排众议：“惟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敦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列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就这样，刘禅出降。姜维只好接受残酷现实，投戈放甲。
钟会厚待姜维，仍将权印节号归还姜维，而且钟会与姜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钟会如此厚待姜维，自然有他的打算。一方面，钟会认为姜维是人中俊彦，文韬武略出众的英杰，惺惺惜惺惺，当然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是已萌异志的钟会，引姜维为同谋，为之驰驱。也就是卢弼说的：“会之用维，以其非司马氏之党，且为亡国之将，而其才亦可用也”之意。“会既构邓艾，艾槛车征，因将维等诣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欲授维兵五万人，使为前驱。魏将士愤怒，杀会及维，维妻子皆伏诛。”（《姜维传》）
综上所引，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
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
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
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
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
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異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
孙盛完全站在晋朝统治阶级的立场，无视历史事实妄加褒贬。他以迂阔的忠孝节义尺度无视姜维归汉出于被迫，而责之以“魏之逋臣”，将蜀汉复亡归咎于姜维，是不公允的。这也难怪，作为东晋的史学家，孙盛审视历史的眼光与是非标准自然会以魏晋的利益为出发点。倒是裴松之距三国时代稍远一些，可以超脱前朝恩怨，议论公正客观：“松之以为郤正此论，取其可称，不谓维始终行事皆可准则也。所云‘一时仪表’，止在好学与俭素耳。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盛相讥贬，惟可责其背母。余既过苦，又非所以难郤正也。”（《三国志注》）
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