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的历史上，周瑜是一位相当招人喜欢的偶像级人物。
与《三国演义》里其他被文学手法极力塑造出来的众多英雄人物相比，他要漂亮得多，潇洒得多，甚至完美得多。若论相貌，《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想来肯定是一位很有型的大帅哥。与号称“美髯公”、仅靠一大把胡子吸引人的红脸关公相比，自然要好看百倍。若论才情，一场赤壁之战，竟在谈笑间就可以让曹操的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想来又是何等了得！若论品德，他脾气好，肚量大，外加在音乐上的精深造诣，其个人魅力更是势不可挡，不愧为一位风流千古的可爱人物。
周瑜的大功劳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出身于当地的世家望族。其曾祖周荣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即使他的父亲周异，也曾任过洛阳令（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后汉书》里说周景之孙周晖，也就是周瑜的堂兄弟，年纪轻轻时，也做过洛阳令这样的高官，后来又去官归乡，与族中兄弟大揽门客，驰骋于江淮之间，每次出游，从车达百余乘。由此观之，到了周瑜这一代，其家族势力依然不容小觑。
然而，周瑜并非周家的直系嫡孙，加上当时年纪太小的缘故，所以在堂兄弟中，并不显得“出位”。可是到了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周家突然发生了特大变故。这一年，灵帝驾崩，穷凶极恶的大军阀董卓趁机带领他的凉州兵团进入洛阳，“专擅朝政，横恣京城”，搞得洛阳城内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以周晖为首的周氏家族子弟，不免担心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周忠的个人安危，便率领族中得力兄弟等一干人马，赶赴洛阳，准备救援周忠。不料被董卓探知，很是不爽，竟派兵将他们在路上一并劫杀。这对周氏家族而言，是一次残酷而彻底的打击。在这次政治灾祸中，周氏家族年青一辈中的精英人物几乎消灭殆尽。于是，年仅14岁的周瑜不得不走上政治前台，担当起家族复仇和复兴的重任。
也是在这一年，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加入了讨董联军。当时，孙坚的儿子孙策恰与周瑜同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这位“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的孙策，小小年纪，便懂得交结各路英雄豪杰，在当时的江表地区声誉颇隆，为此，周瑜慕名前往寿春拜访。两位同样“英达夙成”的美少年，一见如故，彼此坦诚相待，成为“义同断金”的好朋友。
当时孙坚已经起兵，为了免去后顾之忧，周瑜劝孙策将家眷移往舒县，并慷慨地让出道南大宅给孙策居住，然后还“升堂拜母，有无通共”，成为不分你我的好弟兄。从常理分析，周瑜结交孙策，让出宅院，都不应是一个14岁少年能做得了主的大事，最大的可能是周瑜的行为代表了当时周氏家族的一次“政治性”的投资或投机行为，其动机不过是在乱世之中，为周家寻求一个安稳的靠山罢了。
孙策是一位天生的军事奇才和政治领袖，他16岁时因父亲战死，便独自领军打仗，创功建业，而且能打善战，年仅20岁时就被封为“殄寇将军”，威震一方。孙策还特别善于用人，颇有一套手段，“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对此，周瑜及其背后的周氏家族才会慧眼独具，毅然将政治前途和家族命运全部押在年纪轻轻的孙策身上。
与孙策豪迈、激烈、张扬的性格相比，周瑜谨慎、隐忍和低调的性格形成，显然与他高级政客的家庭背景和族中兄弟俱被杀戮的心理阴影有关。不过，知人善任的孙策，却把周瑜的这些性格优点发挥到极致。因此，当年孙策东渡征战之时，周瑜率领一干人马前来投奔，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吾得卿，谐也。”这个“谐”字讲得耐人寻味。也许在他看来，这位少年老成的兄弟，其性格和才能，都与他互为补充，是他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事实也正是如此，孙策身边并不稀缺“蹈刃屠城”的勇将，何况他本人也生猛异常，连一代枭雄曹操都感叹道：“猘（疯狗）儿难与争锋也。”但是，他缺乏既有文韬，又备武略，能够坐阵后方，运筹划算，为他提供保障，让他放心的得力干将。对于一个没有巩固后方，刚刚兴起的军事集团而言，几万大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而就性格和能力而言，周瑜无疑是最胜任此项工作的人选。因此，在孙策冲杀疆场，攻城拔寨的时刻，周瑜则是坐镇丹阳（今江苏南京），从事“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周瑜以小小居巢（今安徽桐城南）长的名义向鲁肃借粮，鲁肃慷慨地“指囷相赠”，拿出3000斛（相当于现在的一万斤）的储粮给他时，他也完全笑纳，甚至捎带把鲁肃这个人才也一并收下。
对此，孙策非常欣慰，也非常感谢。等到周瑜回到江东时，孙策亲自迎接，并拨给步兵2000人，骑兵50人，还授予“建威中郎将”的封号。除此之外，《江表传》里说孙策还赐予“鼓吹”仪仗，为他营建府邸，赠赐封赏之多，“莫与为比”。可孙策以为若是“论德酬功”，与周瑜所作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相比，还是“未足以报者也”。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江东人士开始昵称周瑜为周郎，而他的好兄弟孙策，早先已被昵称为孙郎，两人并称“江东双杰”。由此观之，周瑜不但在江东拥有着和孙策一样的人气和威望，而且也肯定受到孙策绝对的信任。遗憾的是，孙策两年后遇刺身亡，年仅26岁。不过，周瑜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此后近乎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忠贞不贰、默默无闻地支持着孙氏兄弟，总是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地方，或是东征西战，掳邓龙、伐江夏，或是经营后方，镇巴丘、备宫亭，从来不争名位、不出风头，以自己的绝对忠诚报答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
然而，伟大的时刻总是需要伟大的人物出现，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终于将周瑜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基本统一了北方的曹操，挥兵南下，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大业。很快荆州刘表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曹操 “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九月，曹操号称80万的大军船舻相接，浩浩荡荡，集结长江北岸，大有一举荡平东吴的气势。此时踌躇满志的曹操，得意洋洋地写信给孙权，示以挑战：“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孙权将曹操的书信示以群臣，“莫不响震失色”。被吓破了胆的主降派一时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一方面曹军以汉相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如果抗击曹军，在名义上就会被动；另一方面，曹操占取荆州，收降刘表水军后，获取大量战船，在兵力上已占有绝对优势，实力相比，太过悬殊，江东只有主动迎降，方有出路。
然而周瑜和他的好朋友鲁肃则持不同看法，反对投降，坚持抗曹。周瑜在指出江东政权的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之外，还特别强调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同时对兵战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操在军事部署方面的一系列致命弱点，还戳穿了80万大军的虚妄骗局，指出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久战疲敝，尚怀狐疑”，最后总结说是“操自送死”，犯了诸多兵家作战的大忌。曹军“众数虽多，甚未足畏”，从而用事实挫败了投降派的气焰，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接着，周瑜主动请战，愿领精兵两万（一说5万），前往夏口（今汉口）迎敌。
性格雄烈、胆略兼于人的周瑜，话讲得漂亮，仗也打得实在漂亮。在赤壁之战中，他身为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不仅调度有方，部署严密，而且集思广益，善于将略。尤其是采用“诈降火攻”之计，借东风之便，一时“飞埃绝烂，烧尽北船”，从而使“北军大坏，曹公退走”，成就了火烧赤壁的千古传奇。
虽说战败的曹操很不服气，后来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但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咏赤壁》的诗中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将周瑜与曹操并称二龙，并完全肯定了周瑜胜者的地位。千百年后，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又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漂亮诗句，让我们记住了周瑜的超然自信和风流儒雅。
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周瑜指挥这场战役时，时年34岁，纵是“雄姿英发”，却已经不是文学想象中被称为“周郎”的年纪了。
周瑜的真性情
周瑜人品好。
真实的他，无论性情还是器量，无论品德还是胸怀，其涵养功夫都特别到家。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事方面。在领导孙权的眼里，他“器量广大”，在老乡兼敌人蒋干（曹操说客）的眼里，他“雅量高致”，便是为他作传的蜀国史官陈寿，在《三国志》里也由衷地夸赞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高尚品格。而对他人格魅力最形象、最生动的概括是老将程普的一句话：“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程普老将军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也很有说服力。因为年纪较大、威望极高的程普，是为孙氏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功勋。他起初和周瑜的关系搞得很僵，因为在他眼里，周瑜只是一个资历尚浅、仅凭和领导称兄道弟而飞快爬升的“军中关系户”罢了，自然很不服气。特别是赤壁之战时，孙权任周瑜为左都，是全军最高统帅，而程普任右都，只是周瑜的副手，所以老人家面子上挂不住，便处处和周瑜过不去，甚至倚老卖老，数次凌辱周瑜。虽然周瑜职位比程普高，也完全可以用严明的等级和军法压制，可为顾全大局，他毅然“折节容下，终不与校”。除却示以“以德服人”的包容姿态外，周瑜有底气，也有能力，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绝对的军事才华让众将折服，并最终令程普“敬服而亲重之”，两人的忘年交遂成一段佳话。当时的公共舆论，对周瑜“谦让服人如此”的恢宏器量，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身为将帅，身为政客，周瑜自然是有谋有略，不过，他生性豁达，为人光明磊落，谋的是阳谋，策的是明略，便是耍手段、玩心眼儿，也会透露出几份高雅和美感来。
这一点，在处理既是老乡又是说客的蒋干的关系上，表现尤为突出。当初，求贤若渴的曹操，听闻周瑜“年少有美才”，便动了通过游说的手段将其“统战”到其麾下的念头。于是，他派遣了“以才辩见称”的蒋干为说客。蒋干以老乡的名义，拜见周瑜。为避人耳目，蒋干以“布衣葛巾”的低调扮相，独自一人悄然前往。这位“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口才大王，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低看了周瑜的才华。对于他这样的“敌国”间谍，再是低调，也躲不过周瑜锐利的眼睛，对于他的动机和目的，周瑜早就派探子打听得一清二楚。因此，两人一见面，周瑜便劈头盖脸地给他一个下马威，直接调侃道：“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蒋干又是惊奇又是尴尬，只好文绉绉地强行辩解道：“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作乎？”闻听老友措词讲究，却又苍白无力的反驳，周瑜也意味深长、文绉绉地回了一句：“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然后在一番热情的宴请应酬之后，周瑜便以要到宫里与上级领导商量机密军务为由，先行离去。这一离开，便是漫长的三天。周瑜这样做，一来是向蒋干表明自己在江东孙氏集团的重要性，二来就是不给他动嘴的机会。碰了软钉子的蒋干，虽然着急，却很无奈。
三天的冷处理之后，周瑜又突然热情地邀请蒋干参观军营，“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然后又在宴席上，展示“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周瑜这样摆阔气地做秀，别无他意，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与主上亲密无间的关系罢了。他在宴席之上，借着酒劲儿，干脆把话进一步挑明，让蒋干彻底死心。他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也就是说，便是像苏秦、张仪、郦食其这些高级舌辩之士重生，我周瑜也要拍拍他们的肩膀，几句话将其驳回，又何况像你这样（自不量力）的年轻人呢？一番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话语，让蒋干只有干笑，“终无所言”。
与《三国演义》里既不厚道，又没水平地安排“蒋干盗书”的描述相比，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在处理蒋干的关系上，态度要真诚得多，手段也要高明得多。这也是为何铩羽而归的蒋干，依然会对周瑜敬服有加，并盛赞他“雅量高致”的最主要原因。
在对待敌人方面，周瑜虽谨慎有余，谋略有余，却缺乏一股儿狠劲儿，这也许是他儒将的性格使然吧。《三国志·江表传》里有一段他和刘备的初次交涉，便颇有意趣。且说赤壁之战前夕，刘备进驻鄂县之樊口，由于当时诸葛亮赴江东谈判结盟事宜未还，已身处绝境的刘备，因为等不到确切的消息，焦心如焚，眼看曹操大军日渐逼近，心里更生恐惧，天天派人巡逻，观察孙权军队的动向。好不容易等到周瑜的船队，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赶快派人前去慰劳，却遭到周瑜的婉言谢绝：“我军务在身，也无权接受你的慰劳。如果你能屈驾前来，我倒是能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刘备无奈，也知道周瑜“彼欲致我”的想法，可为了表示结盟的诚意，只好屈尊“乘单舸往见瑜”。当周瑜告诉刘备自己将有3万战卒迎战曹操时，刘备不由说了声：“太少了。”周瑜却很自信地说：“这个数字足够了，你就看着我怎么破敌吧。”大概刘备觉得周瑜城府太深，便希望能见到鲁肃，想听听鲁肃这个忠厚人是怎么说的。可周瑜看透了刘备的心思，他很真诚地说：“我权力有限，不敢随便作这样的安排。你若见鲁肃，下次肯定还有机会。而且那时孔明也会回来，你放心好了，也就两三天的时间。”
周瑜对于刘备的“无礼”和“傲慢”，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不相信刘备这个人。以他那样的君子，大概是看不惯刘备厚脸皮的无赖作派。事实也证明刘备这个人太过圆滑和投机，他虽然“深愧异瑜”，承认周瑜是个不一般的将才，可心里并不相信他真能破曹，所以特地将最精锐的2000人马，全部交由关羽和张飞负责，而不肯交付周瑜调度，“盖为进退之计也”。
然而，周瑜再是小心翼翼，最终还是被刘备沾了光。赤壁之战后，刘备趁周瑜攻打江陵与曹仁相持之机，率领自己部队向南进攻，夺取了荆州在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而且贪心的刘备还想将荆州最重要的南郡讨借到手，时为南郡太守的周瑜，不肯多给地刘备，只把长江以南属于南郡的部分分给了刘备。于是，不甘心的刘备便于公元210年，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去见孙权，请求都督荆州。而早在一年前，即刘备取得江南四郡、立营公安之时，孙权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就特地“进妹固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因此，刘备也愈发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以老妹夫和同盟者的身份向孙权讨要荆州的管理权。周瑜得知此事后，立马发书信给孙权，强烈反对。他写道：“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因此他主张将刘备软禁起来，“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让其在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中堕落下去。再把关羽和张飞两员猛将分置开来，“挟与攻战”，为我所用，则“大事可定也”。
同时，周瑜也很不客气地指出，如今又是割借城池土地，又是供其物资军队，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手握兵权，攻城略地，“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说得不客气一点，像刘备这样带有无赖气息的枭雄，迟早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的。
只可惜孙权最终没有听从周瑜的计策，但也让刘备吓了一身冷汗。后来刘备返回公安，听说此事，便心有余悸地说，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忧心忡忡的周瑜，为压制刘备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又提出进取西蜀、兼并汉中、消灭张鲁、吞并刘璋，然后图进北方的宏伟军事计划。如果周瑜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三分天下的历史必将改写。遗憾的是，就在可能再次改变历史的关键时刻，周瑜却不幸染病去世，年仅36岁。在留给孙权的遗书里，他依然放不下的是“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的沉重忧虑以及“天下之事，未知终始”的深深怅然。在他死后，刘备倒是如愿地借到荆州，也最终圆了他三分天下、霸地称王的梦想。
可怜的周瑜，纵是天纵英才，可阳谋终是败在了阴谋的脚下，君子也远比不上无赖长寿。一个伟大的天才将领，一个孤立的道德标杆，到头来还要被小说异化成缺点明显的人物，方被俗世的人们接纳。若是他的神灵有知，也不知对此会持何感想？
周瑜的私生活
周瑜在私生活方面，也几乎无可挑剔。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述：“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这段史料除却说明周瑜的极高音乐鉴赏力之外，还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他的酒量很好。
按《周礼·考工记·梓人》记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的说法，三爵便是三升（约合4。5公斤），虽说当时无论喝的浊酒还是清酒，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米酒（而非现在高度蒸馏的白酒），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即便如此，这样的酒量也不算小。而且当时南方一带，饮酒之风更是浓烈，饮酒的器具都是超级“海量”的。曹丕在《典论·酒诲》里写道：“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通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这样看来，周瑜的“三爵”酒量，实际上便有翻几番的可能了。何况史书上说他在“三爵之后”，依然保持那样的清醒，那他真正的酒量，想来真是深不可测了。
能够旁证周瑜好酒量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是他的上级领导孙权，一次举行酒宴，与群臣同欢，三爵之后，便有些飘飘然了，一时兴起，竟不顾君王体面，跑到群臣中间“自起行酒”，说不好听点，就是强行劝酒了。其中一个叫虞翻的大臣招架不住，便倒在地上装醉，待孙权走过去，又坐了起来，不料被孙权逮个正着，于是孙权大怒，“手剑欲击之”，后来在大臣的好言劝说下方才罢休。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孙权好饮，酒量却实在不行；二来说明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宴上，玩些以酒量和态度“度量”下级的把戏。
在古代，作为臣子，好酒量和好酒风是必备的政治素养。在臣侍君的宴席上，若君王赐酒，一般是三爵，按《礼记·玉藻》的要求：“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若是像虞翻那样，不喝也罢，还要耍赖打滚，实在是失礼之举。相对而言，恪守君子风范的周瑜，无论是酒量，还是酒风，就要大方得多，漂亮得多，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理由之一吧。
周瑜更招人喜欢的一面，是他的音乐造诣以及讲究生活情趣的个人品位。想想看，在那个乱世，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纷纷陷入一种末世狂欢的风气之中，酒宴之上多是狂吃滥喝的不堪场面，谁又会在乎“礼乐”的好坏对错呢？但周瑜不同，他在乎。对于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他都能察觉得出，而且“知之必顾”。屡屡地再回首，颇耐人寻味。他这样做，并非向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乐伎们显摆他高超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是在他这样的君子心里，有着更深一层的忧虑。在古代中国，礼乐是颇有分量的东西，正如《礼记·乐论篇》所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如果连象征天地之和的“音乐之声”都是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呢？时人津津乐道的只是“曲有误，周郎顾”的偶像传奇，却不懂他作为一个“唯君子能知乐”的清醒者和理想者的苦痛和敏感。
更令人遗憾的是，后人也不懂。除却清人郑板桥感叹的“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有些知音之感外，更多的是善意的误解和美丽的曲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像周瑜这样有地位、有才情的大帅哥，若是太过一本正经，就有些寡味和无趣了。于是，有人想象是“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这样的周瑜便有了好色之嫌；也有人想象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样的周瑜又有了被勾引之嫌；而在唐张祜的《觱篥》诗中，想象力更是丰富得有些离谱：“纤红玉指长”的美女，奏起“一管妙清商”，竟惹得“坐中知密顾，微笑是周郎”。若真是因为曲误，且不说这美女的演奏水平太差，便是周郎的“密顾”和“微笑”，也多少有些“不正经”的油滑味道来。就是大才子苏东坡的想象，也不能免俗，他在《南歌子》里称道：“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总让人感觉周瑜像是他曾夸赞过的柳永一样，好似一个流行音乐的制作大腕。这些形色各异的文学想象，纵是人物浪漫，纵是故事风流，可都与真实的周瑜形象有着很大的距离。
对于周瑜不着边际的美好想象，又实在怨不得后人。因为他身上蕴含了一切理想的要素。把他的典故使劲往男欢女爱的俗命题上靠，也是缘于对他的羡慕，因为除却权势和才情外，他还拥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美人小乔。
在《三国志·周瑜传》中，小乔是个身世模糊、面目模糊、地位模糊的人物。只是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县梅城镇）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得到两个国色天香的“战利品”，一个叫大乔，一个叫小乔。能够明确姐妹俩身份的，便是她们的父亲姓乔，时人尊称乔公，想来应该是当地有点儿身份和地位的乡绅吧。而大小两乔芳龄多少，性情如何，又是怎样美丽，我们却一概不知。
后来，孙策毫不客气地娶了大乔，又将小乔豪爽地许给了周瑜，并对他开玩笑道：“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多少对老丈人有些不恭之嫌。想来二乔便是被十分宠爱，其家庭地位也绝不会高到哪里去。对周瑜而言，小乔是妻是妾，史书上没交待。而她和周瑜12年的夫妻生活中，是否恩爱，是否幸福，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一点，后来周瑜在追随孙氏兄弟四处征战的过程中，是否还分得其他美色为战利品，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按当时的时代风气和世俗习惯，这种可能还是有的。在那个时代，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能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姓氏，一个籍贯，一个从属关系，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在情感方面，刻薄的史官，并没有为周瑜留下太多的史料，却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后人固执又善良地以为，周瑜和小乔，是“英雄美女，天作之合”的绝配。真实的历史中，周瑜有没有别的女人，并不重要，后人只愿意选择性地留住周郎和小乔两个人的记忆。
于是，后人诗作中，关于周郎的风流和多情，因为有了小乔这样一个美丽而模糊的身影，而多了几分合理的解释，周郎的形象也多了几分温暖的人情味。但只有弹琴这样的小情调，还无法满足后人对英雄美人的传奇想象，他们更愿意在周瑜的盖世功名上，涂抹一点胭脂的痕迹，同时为英雄增添一些“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勇气和传奇。譬如唐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就曾调侃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虽说宋时徐彦周在《彦周诗话》里评批这样轻浮说法是“措大不识好恶”，可这样的文学想象很是精彩，加上曹操又有攻城略地后强占别人老婆的恶习，于是这种荒诞却有趣的说法，在民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到了明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演绎得愈发生动。书中第三十四回里写道，曹操平定辽东后，心情大畅，欲建铜雀台以娱晚年。小王子曹植进言：“若建层台，必立三座……中间名铜雀，左为玉龙，右为金凤……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乃为壮观。”本是曹家一个大型的娱乐工程，但在第四十三回里，被舌头灵活的孔明有意曲解，指出曹植《铜雀台赋》里“连二乔于东西兮，若长空之锁殊”，便是意图大小二乔的美色。周瑜听罢，自是勃然大怒，离座指北，大声骂道：“老贼欺吾太甚！”
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史不分家的特点，使得生动的文学细节融入正史，并放大了历史人物的传奇，甚至在文学作品的一再重复中，代替了正史，成为我们民族最难亡的历史记忆。
为了让文学和传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心甘情愿又一本正经地制造“历史”。于是，寂寞的周瑜不再寂寞，模糊的小乔不再模糊，两个人的墓地，竟也活生生地多了好几处。据统计，近千年间，周瑜墓竟出现有六处之多，而小乔的墓地，也有三处。每一个墓地，都有言之凿凿的理由和生动感人的传奇。
譬如江西省庐江城西的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其存在的理由是周瑜当年留镇过巴丘（庐陵郡巴丘县），也卒于巴丘，小乔去世后自然随夫而葬，并有明诗为证：“凄凄两冢依城廓，一为周郎一小乔。”
而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北面，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裴松之注解《三国志》里称周瑜病卒的巴陵，是晋荆州长沙郡的巴陵县（即今岳阳市），而非巴丘。同时相传小乔墓地一带，便是三国时期的周瑜军府，而墓府即是当时的军府花园。
有意思的是，在安徽省南陵县境内的中山公园边上，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乔诉说她的墓在香油寺侧，于是县长大人便立马在香油寺西苑，建了一座小乔墓。大概当地人也觉得这个梦的解释有些牵强，便又拉来周瑜曾做过春谷（今南陵县）长的理由。然而，这个理由实在牵强，且不说周瑜是先做春谷长，后来才破皖的时间差，便是让小乔弃夫君不顾，孤魂流落异地，已经是莫名其妙得有些残忍了。
这本是周瑜一个人的家事和私事，却在后人生拉硬拽的安排中，全乱了套，夫妻俩的灵魂也俱不得安息，并被扯得七零八落，尴尬得只好四处漂泊。我想，这肯定不是洁身自好的周瑜所能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