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大致论述了关于公孙瓒一生的大事件，一是他的才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公孙瓒才是有的但德行有亏。二是他的死因问题。方先生认为公孙瓒由于母贱而轻视衣冠子弟，所以用的皆是一些商贩庸儿，而没有得到当地大族的支持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黎东方先生认为公孙瓒之所以战败，简单来说，意思把地盘占得太大，兵力不敷分配。不但任命了所谓冀州刺史与青州刺史，也任命了所谓兖州刺史，树敌太多。三是刘备赵云等人都离他而去。四是与幽州牧刘虞闹翻还杀了他。这些都是公孙瓒灭亡的原因。但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到根本上，因为在三国这个动乱的大年代背景下，决定一个军阀政权是否能最终存活下去的根本原因是民心向背，即他能不能让他治下的老百姓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而公孙瓒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
黎东方先生在谈到公孙瓒时把公孙瓒与吕布袁术合称为三国三大蠢材，他说“这三个人，不是没有一技之长，而是缺乏眼光，缺乏修养，有野心而无志气”。实际上公孙瓒并不能算是一个蠢材，他算得上一个枭雄，只不过是一个悲剧枭雄。
《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尽管他出身于世代任郡太守的家族，但由于“母贱”，在当时“子以母贵”的礼法之下，公孙瓒是很难得到人们重视的，因此，只能出任“郡小吏”。但是，公孙瓒“性辩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太守奇其才”。说明公孙瓒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当时，“书佐”这个职位，不过是选拔通晓《史籀篇》、《苍颉篇》等“学童”课本的人充当，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为了提高水平，郡太守又派公孙瓒到缑氏山中从卢植读经，他和另外一名同学刘备却走上了军阀这一条道路，说明他年轻时期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读书上，从他以后的经历来看，举孝廉为郎，后为辽东属国长史、涿县令；又以降虏部尉统率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郡，再以中郎将兼领辽东属国长史，封部亭侯，掌握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则是任奋武将军、前将军，封蓟侯和易侯，他一任涿郡县令就能率兵出击匈奴，这显然在他师从郑玄时学习的军事方面的才能。
公孙瓒既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且又有了军事才能，才有了，那么性格呢?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他也不缺乏，对公孙瓒，有一个传诵一时的故事，《后汉书》和《三国志》本传都有所描述。《太平御览》卷四二二和五二六所引《英雄记》，叙述的也即是这个故事。现以卷五二六所引的为主，补以卷四二二所引:“公孙瓒字伯珪，为上计吏。(辽西)郡太守刘其，以事犯法，槛车征。伯珪构衣平帻，御车到洛阳。其当徙日南，伯珪具豚米，于北邙墓上祭先人。举觞酽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时，州里人在京师者，送行见之，及观者莫不献欷。对公孙瓒的性格来说，这个故事具有典型意义。东汉时期，地方政府对中央朝廷表现了相对的独立性，郡府也称为“本朝”或“郡朝”，被看作是朝廷；因此，郡守和属吏之间就出现了“君”、“臣”的关系。这两件事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公孙瓒是大家出身但却是庶子，他如果想在郡小吏的基础上更近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名士风气极重，到了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青少年为匡扶朝政，竞为游侠，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之家，但却以庶子身份名扬天下，曹操以宦官子弟仍能为时人所重，都是因为他们“能救时难而济同类”的游侠身份。这种身份是一种变相的奠基石，公孙瓒明显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能利用这种带有豪侠气质的行为来获取很大的名声。
我们再来看看公孙瓒之死，方诗铭先生认为，公孙瓒的灭亡是由于袁绍和当地豪族的进攻，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上文所述公孙瓒以母贱，由于这种原因，他没有像袁绍一样笼络豪族和大姓名士，而是所谓“商贩庸儿”。这就可以看出其心胸还不如袁绍，更不如曹操。因为曹袁二人也不是正牌出身。《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说:“(公孙)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间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南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栘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刘纬台是“卜数师”，即所谓“庸儿”；李栘子、乐何当两人，一个是贩卖丝绸的商人，一个是“贾人”，都是所谓”商贩"。既然公孙瓒所重用的皆是一些商贩庸儿，并且裁抑衣冠子弟，他自然也得不到当地大族的支持。这是公孙瓒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从三国历史可以看出，割据政权最终能够存活下去，靠的是民心向背，怎么才能拥有民心呢?在这样一个乱世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能让百姓吃好饭。曹操力行屯田，始终不懈，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是曹操政权稳定的根源所在。而公孙瓒呢，他其实是有作为的。在幽州，公孙瓒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太平御览》卷三五引《英雄记》说:“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后汉书·公孙瓒传》也说:“兴平二年，(鲜于辅与袁绍的联军)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袁绍糊麴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干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重。”从而可知，公孙瓒推行屯田开始于汉献帝兴平二年，较之曹操的屯田还要早一年。在这个战乱饥馑的年代，推行屯田，虽然主观上是为了解决割据势力的军粮需求，曹操推行屯田的动机就是如此。但是，在客观上，“屯田”使广大失去土地和脱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这不但解决了广大农民成为“流民”的严重问题，也使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曹操推行屯田所取得的客观效果也是如此。公孙躜在幽州开置屯田，其动机应该是在旱蝗相继、谷一石十万钱的情况下，解决所部的饥饿威胁，推行屯田以后，果然“稍稍得自供给”，《英雄记》所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公孙瓒是有作为的，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记载:《太平御览》卷三三〇和三七〇引司马彪《九州春秋》说:“公孙瓒为袁绍所围，曰:‘始天下兵起，我谓唾掌而决。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白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栌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庆也。’”在“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的情况下，就是能“稍稍得自供给”，相信价格也不会低，但公孙瓒在大战期间仍能“积谷三百万斛”，百姓的生活如何不是一下可以明了了吗。不能得民心也是很明显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