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四十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已七十二岁了。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 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呀！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灿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