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三种说法：
关羽负责说。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妒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制定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粗暴拒绝，且振振有词，曰“虎女不嫁犬子”。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死在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诸葛亮负责说。这种论调最近较热。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了。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制定了“跨有荆益”的集团版图的诸葛亮，面对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刘备的贴身秘书，而且还要成为刘备集团的总经理，但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老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他决定见死不救。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刘备负责说。这种观点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此观点认为不救关羽是刘备的意思，而不是诸葛亮所能左右的。刘备的用意是欲借江东集团之手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潜在的权臣）。肯定这种观点，直接面临着两个需要解释的难题：第一，设若真相如此，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第二，以这种方式除掉关羽，其代价是弃荆州予江东。对这种巨大的代价，该如何理解？
我尝试着就此作出解答：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举行过桃园结义的结拜仪式），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刘属荆州的价值。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早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和南郡的一部分及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详见本刊上半月《刘备故事》系列），我称之为“第一次荆州之争”、“第二次荆州之争”。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被控制在曹操的手里。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昊，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二分荆州，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的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重新评估刘属荆州的价值，对我们重新评估失掉刘属荆州对日后诸葛亮六出祁山问鼎中原无功而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大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我们回过头去全面考察关羽其人，考察他与刘备之间的关系，考察他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
刘备和关羽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大致上，他们之间存在着这么几种形式的关系：
君臣关系。千百年来，关羽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榜样，进而被历代统治者广泛宣传，封帝封圣。这种关系没有疑义。
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陈寿确立，他在其《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如此描述：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父子关系。和关羽同时代的曹操晚期的重要谋士刘晔如此表述：“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陈寿以蜀之遗民的身份撰写《蜀书》，总结刘关张三人之间“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刘晔的判断也不容忽视。作为曹操的心腹谋士，职业决定了刘晔必定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对刘备、关羽这样的风云人物，他的关注度必然极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断的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在关刘关系上产生这样的分歧，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表明，在三国年间，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关刘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的同时，他们
对两人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定位却又很模糊，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或者是回避了）关刘二人之间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合伙人关系。
关羽被当做一位榜样性的忠义之士，被供入神庙、供上神龛，已经千余年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关羽在公是刘备的下属、臣子，在私是刘备的义弟，而合伙人关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台伙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辖制谁、谁服从谁的问题。所以，贸然说关刘二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恐怕一时之间难以被人接受。然而，这却并非荒诞之论。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场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己之力创业，是极其艰难的。史书记载关、张二人如此侍奉刘备：“而稠入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做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关刘二人已经由合伙人转变成了上下级了呢？没有。“侍立终日”的情形只发生在“稠入广座”之中，一旦到了私下里，状况就完全变了，变成了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了。“稠入广座”之中的恭谨与卑顺虽非全是虚情假意，但也有着很浓的作秀成分。共同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不能谁都去抛头露面，谁都是决策者，谁说了都算实际上意味着谁说了都不算。哥仨中间数刘备学历最高，也最年长，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平原相这份利润是哥仨一起努力奋斗赚回来的，但只能有一个人去配印带绶，理所当然，官也是刘备去做。这种平等的合伙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创业的始终。
建安四年年底，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自己则返回小沛（豫州境内）。关羽领有徐州，刘备则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之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另派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这种分工也体现出一种平等关系。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之意。其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二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尽管不完整）交与关羽打理，这种利益分配又一次体现出了平等的味道。
还有一些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追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飘摇江渚”之际，关羽对刘备“怒曰”：“当日在许都的时候，你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在打猎的时候趁机杀掉曹操，我们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面对关羽愤怒的牢骚与抱怨，刘备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好脾气，他辩解说：“我当时也是为国家可惜他这个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汉室的福分。”
一个“怒”字，尽得风流。关羽的愤怒和牢骚满腹不是臣属对于人主的态度，刘备的和颜悦色、没有脾气也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
从关刘二人这种集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于一体的、有机的、特殊的关系出发，那些发生在关羽身上的我们已经熟知了的轶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应：“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也有很得体的表现。由于知道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这件轶事，乍读之下，第一感觉就是：关羽这个人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诸葛亮为人圆滑，精通看人下菜碟之术。但是，在许多历史轶事中，第一印象往往只是假象。这是读史的基本经验。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域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却又在这个时候将马超这颗钉子插到临沮，关羽恐怕不会乐意，其不满可想而知。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只看到了陈寿就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此信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我持保留态度，因为阅读此信的角度有所不同，结论自然也就可能南辕北辙。
我揣测，“问超人才可谁比类”其实只是表象，在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屈的牢骚，是委婉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显然，诸葛亮也读出了关羽信里的情绪。
仔细咀嚼，我们会发现，在他那封简短的回信中，最紧要之处不是最末那句“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而是之前的那句“黥、彭之徒”。黥布、彭越是西汉初年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二人再加上韩信，占据着汉初优秀军事将领的前三甲，为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三人均分茅裂土，受封为王。诸葛亮以马超比黥、彭，又强调关羽胜过马超，其实是在暗示：关羽在刘备集团里面的地位，超过了黥、彭之徒当年在刘邦集团里面的地位。比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但是，人主、君王的位置已在刘备的屁股底下，关羽是没有希望了（他也从来没有如此希望过）。诸葛亮话里的弦外之音实际上是告诉关羽：主公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当初共同创业的往事，没有忘记今天这番事业，是你们共同打拼下来的成果，主公从来没有将你简单地当做下属看待。关羽的抗议和试探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答复（诸葛亮作为刘备这条鱼的水，他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刘备的意思）。马超终究还是没有去临沮上班。
有人恐怕会如此怀疑：作为一名雄武过人的武将，关羽会有这么多的心眼吗？会这么费劲地、云山雾罩地说话吗？答案是：会。关羽有读《春秋》的爱好，吕蒙称赞其“讽诵略皆上口”，颇有造诣，自然对于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声东击西、欲语还休、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相当熟悉。他会给诸葛亮去一封云山雾罩的信，毫不稀奇。自然，他也能够体会出诸葛亮的回信中的隐意。所以“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其心情之舒畅、神态之得意，即使隔了千年，读来也仍跃然纸上。
然而，诸葛亮这样的“纵容”却为关羽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武将方面，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刘备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对刘备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回答说：“吾自当解之。”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又开始闹起了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的印绶。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傲黄忠”之事表面上看似乎又一次充分表现了关羽为人的骄傲和自负，但如前所述，历史轶事中的真相往往远离表象或者第一印象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傲黄忠”事件中，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关羽，无论是刘备还是费诗，都没有在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说话，他们的话里都藏着弦外之音。
诸葛亮所担忧的并非关羽不服黄忠，以功劳而论，定军山一役，黄忠力斩曹军的大将夏侯渊，已足以令其无愧于后将军名号。关羽所谓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其实也并非真的认为黄忠没有荣升为后将军的资格。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备平定益州之时，关羽就已经与黄忠名位相齐了，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而黄忠则被拜为讨虏将军。荡寇讨虏，级别相等。关羽那个时候不发飙，却在此时跟黄忠争意气，跟刘备闹别扭，实际上另有原因。我们知道，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关羽的官职爵号并不显赫，这是由于刘备集团的一哥刘备的爵号也不过是个左将军。那个时候刘备集团内的官职爵号也不规范，所以官职爵号的大小尚不足以体现其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但是，当刘备正式自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官职爵号的规范化使得官衔的大小开始直接体现出交椅的先后。之前关羽爵号虽不显赫，但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他在集团内部的二哥的地位，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越过他。这可以从刘备留他镇守荆州这一点上得到印证。
人们始终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关羽是在诸葛亮率军入川之后才得到机会接掌荆州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的错觉。其实，从一开始，关羽就是刘备心目中敲定了的镇守荆州的人选。刘备深谙权术之道，诸葛亮在荆州拥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和影响力，这些优势既是刘备所要利用的，同时也是刘备所需要防备的。他得到益州之后不会放心将诸葛亮单独留在荆州，那样荆州极易成为独立王国。入川是诸葛亮的宿命，而镇守荆州则是关羽的宿命。
但是，刘备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却是对关羽在集团内部二哥地位的一种隐形的打压。四将军中虽然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却已无形中上升到了和关羽相同的台阶之上。列朝站班虽仍有先后之分，却已消弭了上下之别。这才是关羽最不满的地方。这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他那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牢骚，其实并非认为黄忠不够资格充任后将军，而是委婉地暗示自己所受封的官衔不应当仅仅止于一个前将军。前将军之上，从低到高尚有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等官职，关羽所希望的，是刘备能够将自己和张、马、黄诸人完全区别开来，而不仅仅是在同等级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班同列，其实正是刘备煞费苦心的安排。今时不同往日，昔日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摆在刘备面前的，是一片大好的蓬勃向上的基业。刘备为什么要称王？关羽恐怕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称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王”比什么将军啊州牧啊听起来更有气势，更加唬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和集团内的官员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层面，幕僚们需要对寄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要远小于臣属们需要对人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譬如：幕僚们可以随时凭自己的喜好离开寄主另投他处，没有人指责这种行为是背叛，但臣属却不能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幕僚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关羽是最大的绊脚石，许多年以来，他和刘备之间的关系始终闪现着合伙人的端倪和迹象。刘备将关羽归人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冀求通过这种隐蔽的手段，勘定出关羽在集团内应处的新位置。
对刘备的这番煞费苦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诸人之中，以黄忠声望最低，如果关羽要在这件事上闹别扭，无疑，肯定会从黄忠身上人手，黄忠是最好的借口。诸葛亮最末来了一句：“得无不可乎？”意思是：非得这么于吗？诸葛亮的口气，似乎是在劝刘备向关羽妥协，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所以刘备也没有什么好气地回答他：“吾自当解之。”我自然有办法解决，不用你操这份闲心。
刘备解决的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费诗的那番说词大概是刘备授意的，对关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手段。软的方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萧何、曹参之于刘邦，比喻关羽之于刘备，而将黄忠诸人喻为陈平、韩信。这种比较既是在宽慰关羽，勿以爵号论亲疏，同时也是在敲打关羽，注意学习萧、曹如何侍奉刘邦，提醒他注意君臣之道。随后又对关羽如此说：“且王与君侯，譬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意思是刘备和你关羽其实是不分彼此的，祸福与共的，地位平等的，刘备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刘备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刘备仍然向关羽确认了两人存在的合伙关系。我们注意费诗对关羽的称呼——君侯。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享有的称呼。当年赵高如此称呼过李斯，李斯当时官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当时赵高还是在需要刻意讨好李斯的情况下如此称呼他的。非地位极其崇高和特殊者，不能享有“君侯”的称呼。
胡萝卜给完了，接下来就是大棒。费诗的态度陡然转向强硬：“我不过是一个奉命而来的使者罢了，你拒绝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没什么太不了的。只是有些担忧你这样做的话，恐怕会给你招_来后患。”话语之间，已经带着些许威胁的味道了。
关羽最终表示屈服，愿意受封为前将军，愿意和黄忠这个老兵同列。但关羽的屈服却不是无条件地屈服，他屈服的前提是刘备也作出了相应地让步，刘备给了他“假节钺”的权力。前后左右四将军中，张飞、马超都只是“假节”，没有“假节钺”的权力。大概是因为关羽的抗议，刘备做了让步，虽然还是让黄忠做了后将军，但连“假节”的权力都没给他。只有关羽一人，拥有着“假节钺”的特权。做皇帝的总不能事事躬亲，所以有时候必须指派专人去替自己代行权力，然。而空口无凭，这时候就需要有某些信物作为凭证。“节钺”就是这样的凭证。“节”代表皇帝的身份，凡持节的使臣，就代表着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相应的权力。武将“假节”的话，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左请示、右汇报，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士卒。“钺”就是斧钺，是一种刑具，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的“斧钺”。“斧钺”专属君王，偶尔会暂借给人臣，称为“假节钺”。在君王所有的授权方式之中，“假节钺”的规格是极高的。拥有了“假节钺”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斩杀触犯军令的士卒，还可以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镀”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但刘备对关羽的这种迁就却又一次为关羽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关羽一获得“假节钺”的特权，就立刻出兵北伐了。
人们还始终存在这样的误解：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事先没有征求成都方面的同意，是擅自行动，是一次鲁莽的行为。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日后终将成为蜀汉集团的内患。
如此评价关羽，是有失公允的。刘备既然已经让他拥有“假节钺”的权力，那么他发动战争就不算擅自行动，这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如果没有这样自主征伐之权，关羽的命运也许会有时阳，阴晴不定，没个准数即使刘备不疑忌自已，这种联姻也是不恰当的。
孙权方面，不能排除这次联姻是个阴谋。这种阴谋孙权以前就使过；他给刘备送去了孙夫人这个浑身是刺的大头佛。倘使关羽同意联姻，对孙权而言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离间关羽和刘备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夺取荆州始终被江东集团视为自保立足的必要条件，联姻可以麻痹关羽，为夺取荆州创造机会。关羽不同意，孙权也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将制造隙端的责任推给关羽。
史书记载，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孙权曾“遣使为子索羽女”，欲与关羽联姻，结成儿女亲家，但是关羽却粗暴地表示了拒绝，非但如此，还“辱骂其使”，侮辱孙权。这使孙权极为愤怒。
在传统史家看来，拒婚孙权这件事也是关羽罪有应得的一条理由。联吴抗魏是蜀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诸葛亮早在《隆中对》里就提出来的，关羽不但不认真地执行，反而刻意破坏。他的破坏行为成了孙权下定决心袭取荆州的动力之一。显然，这又是对关羽的一场误解。联吴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稳固下来并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期间的成果。虽然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刘备在世期间却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去实践过。非但如此，在此期间，孙刘两家相互之间还摩擦不断，建安二十年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夺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的武装冲突。关羽拒婚算不上是在破坏孙刘联盟。
再者，应该说，关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举，相反，正是其明智之处。孙权如果想改善与刘备集团的关系，他就应该去找刘备联姻，把孙夫人给刘备送回去，而不是去找关羽。“人臣无外交”，关羽镇守一方，正处在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地，什么事不做人家都会怀疑他搞独立王国，何况是越过集团领袖去和别的实力集团联姻。为防止刘备疑忌自己，关羽理应拒绝这次联姻。更何况刘备在处理与江东集团的关系的时候总是时阴
重新解读了一些关羽的轶事之后，我们换个角度再来看看刘备在关羽覆败之前的一些反常的举动。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完汉中王，返回成都之际，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然而刘备却出人意料地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用魏延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将，造成了“一军皆惊”的震动。刘备为什么不用张飞？是因为张飞能力不够吗？是因为魏延比张飞能力更强吗？显然不是。张飞据水断桥，喝退五千曹军，足见其勇；释降严颜，足见其义；宕渠之战，大败曹魏名将张郃，足见其智。如此能力，镇守汉川足矣。是因为张飞另有他用吗？也不是。从汉中回来之后，张飞长年无事可千，被闲置了起来。
刘备实际上另有考虑。称王之后，中央集权成了首要之务，但是关羽镇守荆州，已经对这种集权构成了障碍。有了一个关羽，刘备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张飞。魏延的身份和张飞有所不同。张飞与刘备之间存在着与关羽相同的合伙人关系，而魏延却是刘备个人的“部曲将”。所谓“部曲”，实际上就是私人武装，也就是说，魏延是刘备的家将。弃张飞而用魏延只是刘备玩弄权术的一个小插曲，但也足以让我们窥视到他的用心。汉中之战结束后，盂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因三郡位于汉中南面，故通常称之为“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孟达攻下房陵之后，兵锋转向上庸。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令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独立指挥部队的权力。史书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个解释相当牵强。
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虽然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其自然、社会条件却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极其落后，想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真是愚蠢至极。
第二，孟达的异心不是自立一方，就只能做叛徒投靠他国。但是，当时刘备集团正节节胜利，形势一片大好，孟达没理由在公司蓬勃上升之际跳槽。汉中之战于建安二十四年五月结束，七月，关羽就演了一出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好戏。刘封下统孟达之军的时间正在此前后，正是关羽围困襄樊，屡屡向东三郡兵团求援之时。刘备在关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让刘封取代孟达领导东三郡兵团，而刘封随后就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致使其无力迅速扩大战果。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绝非偶然。
实际上，刘封下统东三郡兵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防孟达有什么异心，而是禀承了刘备的密旨：控制住东三郡兵团，不援助襄樊之战。刘备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进一步扩大战果，不愿意关羽的个人声望进一步提升。关羽取得的战果越大，刘备就越是提心吊胆。这种秘密用心后来被孟达捅了出来。关羽覆亡7个月后，孟达降魏，官方史书后来总结其背叛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罹罪，害怕刘备追究自己不救关羽致其覆败的责任；二是愤于刘封对自己的侵凌，没办法在刘封手下继续当差。这两条理由不错，但都过于表面。
孟达投魏之时，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陈述自己投魏的理由。这道表章通常被称为《孟达辞先主表》。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们投有好下场的例子，最后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具体事件昵？我们接着听他说：“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
孟达降魏和关羽的覆败有关，这是公认的，关键是有何关系。孟达称自己由秭归北上攻打东三郡是一次“自致”行为，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奉刘备之命。相反，秭归乃关羽荆州所辖，孟达攻打东三郡和关羽必有联系，甚至有可能是奉了关羽之命。孟达称自己“亲当”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之事，是说自已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绝救援关羽是孟达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对荆州的覆败就确实负有责任，就不应该在这里喊冤。一种解释是：不救援关羽并非孟达之意，但现在他却要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觉得很冤很屈。孟达很聪明，他的背叛恰逢其时。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刘备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不去追究刘封，那么遭殃的就只是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极有可能被当做控制东三郡不发兵救援荆州的主谋，成为一只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达是扶风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种身份将使刘备烹调起自己来毫无迟疑。更何况，孟达的好友兼老乡，唯一能在刘备面前替自己说上话的法正又正好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孤立无援的境况之中，除了投靠他国，孟达没有更好的出路。
诸葛亮是清楚孟达背叛内幕的。许多年后，有一个蜀国降人跑去跟孟达说：“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对你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回答道：“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意思是：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个“末”，而不是“本”，他不会干你说的那种事情。相对的，孟达投魏之后，刘封的地位就变得危险了。关羽军团的覆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必须有一个人出来为此负责。本来内定的替罪羊是孟达，但孟达见机较快，溜掉了。盂达降魏又进一步加剧了集团内部的动荡，寻找一个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刘封身上。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头脑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但刘封仍然没有醒悟。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有三条必死的理由：
第一，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第二，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第三，这一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却反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人之下，这使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昊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邰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实际上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应该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关候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
建安二十四年冬发生的荆州覆败事件，不是由某一因素单独造就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
关羽方面，他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说，暂时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耽耽。这一点关羽也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但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刘备方面，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君臣，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他使用了许多隐蔽的手段，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就是这手段中的一种；让潘溶“留典（荆）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亲信士仁（注：“傅士仁”这个名字实在是个误解，其人应该姓士名仁，无“傅”字。考证过程略）在荆州为将，也是手段之一；后来用刘封代替孟达统领东三郡，更是为了限制关羽势力坐大——刘备不希望关羽在水淹七军之后，再扩大战果·-…
在江东方面，从张绒的《江都对》到鲁肃的《吴中对》，“荆扬合一”，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始终被认为是江东集团的立国之本，是生存的前提。无论关羽是否拒婚，也无论孙刘两家如何开展外交，江东集团不得到荆州，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永远稳定不下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要关羽镇守荆州一天，他就必须面对来自江东的威胁和压力。
就诸葛亮而言，他在荆州覆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责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职守并不公平。殊不知，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类似于萧何之于刘邦集团，他是一个好的管家，是一个优秀的“贤内助”，却不是张良那般的军师，倒是法正的角色更接近于刘备的军师。法正此时还活着（他死于荆州覆败之后，孟达叛变之前）。法正尚且无一言以谏刘备，何况诸葛亮？诸葛亮清楚刘备抑制关羽军团的想法，他大致上也赞同刘备这么千，但他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赞同与辅助。在解决关羽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臣属）问题中，刘备唱主角，诸葛亮只能敲敲边鼓。
但也需要注意：不能就此认定刘备是在借刀杀人除掉关羽。刘备确实觉得关羽是个问题、是个麻烦，但他还不至于采取弃荆州、杀关羽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倒也不能说完全不可取、不划算，荆州毕竟已经是块鸡肋。重要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想法，即使有这种想法，其可行性也相当低。这是因为要最后达到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这纯属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并非刘备的指示；如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这也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果，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的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袭取关羽的大后方。
不过话又说回来，襄樊之战始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规模很小，只是支援刘备与曹操直接对决的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这场战争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赐给了关羽“假节钺”的特权。假设没有这种特权，好大喜功的关羽便不会将襄樊之战迅速扩大成一场震动华夏的大战役，而很可能会作为一场已经完成了使命的牵制战而渐渐趋于平息。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阴差阳错，所谓的蝴蝶效应，所谓的一粒黄豆击沉一艘军舰的传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