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广大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人物形象之一。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来，在数以千计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中，关于张飞形象的专题论文却仅有十篇左右，不仅远远少于有关诸葛亮、曹操、关羽等“三绝”的论文，而且少于有关刘备、赵云的论文。是因为人们对张飞太熟悉所以没有多少话可说？是因为张飞性格不够丰富所以不易写出新意？似乎都不一定。我曾经写道：“《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一个带有较多民间色彩和市井气息的英雄，一个血肉丰满、虎虎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里想就这一形象的形成和演化，作一番更加深人的探讨。
一
从《三国志·蜀书·张飞传》等有限的史料来看，历史上的张飞，主要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长期追随刘备，历经艰辛，忠心不二。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是年底始改为中平元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关）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在长达三十八年（184-221）的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里，刘备曾屡遭挫败，丧师失地，最狼狈时甚至无立锥之地。但无论在何等艰难竭赚的情况下，张飞始终追随刘备，不弃不离，不懈不怠，耿耿忠心，可对天日。
其二，雄壮威猛，英勇善战。在这方面，最突出、最有名的有两例。一是建安十三年（姗）“独据长阪桥”之事：
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面对乘胜而来、气势汹汹的大队曹军，手下仅有区区二十骑的张飞毫不畏缩，横眉怒视，以其凛凛威风展摄敌胆，竟使曹军“无敢近者”。在古代战争史上，这真是罕见的奇迹！另一例是建安二十年（215）“大破张邰”之事：
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部守汉川。部别份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遨邻军交战，山道窄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邰。邰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张飞传》）
张邰乃是曹操手下的一流大将，机警勇猛，屡建战功，在曹军中的实际声望高于深受曹操倚重的亲信大将夏侯渊，此役竟被张飞打得如此狼狈，仅与十余人逃回南郑。这既是张一生的奇耻大辱，也是张飞一生打得最漂亮的一仗。难怪陈寿评日：“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
其三，尊贤爱士，敬慕君子。张飞出身，史无明文；但从《张飞传》中“少与关羽俱事先主”一语来看，显然门第不高。然而，这位刘备手下资格最老、功劳最大的元勋之一，这位戎马一生、威名赫赫的勇将，却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赳赳武夫，对那些博学儒雅、英毅耿介之士，他非常敬重，总愿与之交友，颇有礼贤下士之风。最脍炙人口的自然是“义释严颜”之事：
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张飞传》）
面对铁骨铮铮的严颜张飞转怒为喜，将这位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这不是一般莽夫能够做到的。严颜甘作“断头将军”固然可敬，张飞“壮而释之”也十分难能可贵，这正是此事成为千古美谈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件很少被人提到的事：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此事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夺取益州，刘巴归附刘备之后不久。那位出身名门、才智过人而又颇为自负的刘巴，一时瞧不起武夫出身的张飞，并不奇怪。而张飞不以胜利者自居，更不因刘巴曾经一再反对刘备而憎恶之，却因其高名而主动表示亲近，“就巴宿”，这显然表现了张飞倾心于高雅之士的作风；尽管由于刘巴“不与语”这种很不礼貌的态度，他曾一度“忿恚”，但经过诸葛亮的劝解，特别是刘巴自己变高傲自负为“恭默守静”以后，二人想来是言归于好了的。后世记载张飞善书法，懂绘画，当非空穴来风，大概是他与才士们长期交往，耳濡目染的结果吧。
其四，性格暴躁，遇下寡恩。身为勇将，历经波折，性格急躁甚至暴躁一点，本不足怪；但驰骋疆场数十年，与士卒一起出生入死，甘苦与共，至少应该懂得善待部属这个起码的道理。然而，张飞却偏偏不懂这一点，对士卒极其粗暴，动辄鞭挞致死。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刘备就曾多次告诫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张飞传》）但张飞却依然故我。还是动不动就拿部下出气，这当然要激起某些部下的不满甚至报复。果然，章武元年（221）六月，正当他准备从阆中出兵，到江州与刘备会合，一起伐吴之时，却被部将张达、范杀害。一代虎将，壮志未酬，竟死于非命，令人痛惜，但这却是他自己粗暴性格酿成的可怕后果！陈寿评张飞云：“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实在没有冤枉他。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张飞，不愧为一代名将，刘蜀栋梁，其个性也非常鲜明；但在待人接物上，他最突出的特点却是“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在思想感情上，他与普通百姓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难以让后代的市井小民们感到亲切可爱。
二
从宋元时期起，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通俗文艺的发展，三国历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讲说三国英雄的故事时，往往按照市民自身的历史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改造历史，改塑人物。在“尊刘贬曹”的主导倾向下，张飞成为一个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在今所知见的数十出元杂剧三国戏中，以张飞为主角的就有《莽张飞大闹府院》、《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摔袁样》、《莽张飞大闹石榴园》等十余出，数量位居前茅。而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关目，颇为引人注目，使张飞成为此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这些以张飞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通俗文艺作品，按照市民阶层的意识，将历史人物张飞“勇而暴”的性格特色，改造为“勇而莽”的性格特色。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实则非常重要的变化。“暴”的精神指向是“残暴”，意味着不讲道理，暴虐好杀，它只能减弱人们对刘蜀集团和张飞本人政治上的好感，而绝不会让小民百姓喜欢。“莽”则意味着鲁莽、粗心，也意味着无城府、少心计。它虽然常常导致误事，却没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杀气；它是许多平民百姓也会有的毛病，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缺点。所以，此时的“莽张飞”，已经向市民的艺术口味大大地靠拢了一步。不过，此时的张飞形象，由于作品的粗陈梗概而显得不够丰满，还由于某些情节夸张过分而明显失真（如《三国志平话》写他在长坂桥头“叫声如雷灌耳，桥梁皆断，曹军倒退三十里”），他
的“可爱”度还不高，还期待着天才作家的进一步塑造。
元末明初杰出的通俗文艺作家罗贯中，一面充分熟悉汉末三国史料，一面选择吸收通俗文艺的养料，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在《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全新的张飞形象。罗贯中在塑造《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时，除了保持历史人物张飞忠于刘蜀集团、勇猛善战的基本特点之外，主要按照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和审美观，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其一，斌予张飞一个接近市民的出身。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张飞出身，史无明文。”《三国志平话》卷上称他“家豪大富”，却没说明他以何为业。而在《三国演义》第1回中，张飞首次出场，便自称“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英雄。”所谓“颇有庄田”，当然算得上富裕；而“卖酒屠猪”（尽管他本人不一定亲自操刀杀猪）则是普通市民们相当熟悉、相当接近的行当。这样的出身，很自然地赋予了张飞较多的民间色彩和市井气息。有意思的是，刘关张三人的实际出身都不算高：历史上的刘备，虽然说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早已家道中落，不得不以“贩屦织席为业”（《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三国演义》据史叙述云：“家寒，贩屦织席为业”（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1回，毛本《三国演义》第1回作“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历史上的关羽，出身不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开篇便说他“亡命奔涿郡”，想来应该是出身于下层；《三国演义》亦未明言关羽的出身，而第一次写他出场的动作则是“推一辆小车”（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1回，毛本《三国演义》第1回作“推着一辆车子”），显然是下层劳动者模样；民间传说便干脆说他是卖豆腐（或卖黄豆）出身。相近的出身，给了他们彼此接近的机会，成为他们顺利结拜为兄弟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刘备后来成为蜀汉的开国之君，谥“昭烈”，关羽早在北宋即已追封为王，元代已习称“关大王”，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他们已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和神祗。因此，尽管刘关张原本都有市井气息，张飞的家境还好于刘备、关羽，却只有张飞最能使芸芸众生感到亲切。
其二，充分突出张飞爱僧分明、嫉恶如仇的道德品格。历史上的张飞，对刘蜀集团确实忠心不二，但那主要是群雄纷争中各事其主的政治立场，说不上有多少高于他人的道德色彩（夏累之忠于刘璋，均不亚于张飞）。在《三国志平话》中，张飞杀死定州太守，是因太守斥责刘备就任安喜县尉时“违限半月有余”，“是拖酒慢功，嫌官小，故意违慢”，差一点要杖责刘备；他鞭打督邮，则是因为督邮奉命前来调查杀太守之事，由于刘备涉嫌而下令将其拿下。这里虽有一点反抗暴政的因素，但主要是出于不愿刘备受气、而要为之撑腰的刚强性格，因此“善”与“恶”的界限还不够鲜明。而在《三国演义》中，张飞的许多行动都带有正义的色彩：军阀董卓兵败时曾被刘关张所救，却因三人是“白身”而傲慢无礼。张飞为其忘恩负义而大怒道：“我等亲赴血战，救了这厮，他却如此无礼！若不杀之，难消我气。”提刀便要杀掉董卓（第1回）。这是英雄好汉对势利小人的怒斥。刘备任安喜县尉不到四个月，督邮前来巡视，索要贿赂不成，竟拷打县吏，逼其诬陷刘备。对这个贪财害民的家伙，张飞抓住就是一顿痛打（第2回）。这是清白自守者对贪官污吏的惩罚。虎牢关前，当八面威风的吕布打败公孙瓒，纵马追击之时，张飞挺矛飞马加以拦截，大喝道：“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第5回）这是具有人格尊严者对见利忘义者的极大蔑视。这些言行，足见铮铮铁骨、浩然正气，表现了正义对邪恶、高尚者对卑鄙者的道义优势，可使那些长期遭受压迫欺凌、满腹怨愤、常常敢怒而不敢言的市井小民们拍手称快。
其三，大力凸显张飞“鲁莽”的性格特色。在《三国志平话》初步形成的“勇而莽”的性格基础上，《三国演义》进一步强化了张飞“莽”的一面。刘备、关羽出征袁术时，他主动承担留守徐州的重任，却因醉酒使性，责打曹豹，使吕布乘机袭取徐州，害得刘备顿失依据，进退两难（第14回）。刘备依附吕布吕布前来围攻，迫使刘备放弃小沛，投奔曹操（第16回）。这类情节虽然不多，却使“莽张飞”的形象深人人心，与关羽的“刚而自矜”、赵云的稳重精细、马超的好勇斗狠、黄忠的老当益壮判然有别，表现出独特的风采。
其四，一再渲染张飞真诚坦率，心直口快的个性。刘备一顾茅庐，他不以为然；二顾茅庐，他很不耐烦；三顾茅庐，他见诸葛亮高卧不起，气得要到屋后放火；诸葛亮出山之初，他很不服气，但火烧博望一战成功，他马上与关羽交口赞扬：“孔明真英杰也！”从此心悦诚服，恭听指挥，再不扯皮（第37一39回）。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任其为来阳县令，庞统怀才不遇，每日饮酒，不理政事；他听说后大怒，想抓住庞统问罪；而当亲眼看到庞统的真才实学，便立即赔礼道歉，并向刘备极力举荐（第57回）。当他率兵人蜀增援刘备时，被严颜挡住去路，还被一箭射中头盔，恨得咬牙切齿；而捉住严颜后，却被这位“断头将军”的慷慨不屈所感动，马上来了个“义释严颜”（第63回）。这些情趣盎然的故事，与历史上的张飞“爱敬君子”的举止在内涵上已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了张飞坦白豪爽、服膺善类、胸无城府的个性，从而为小说中的“莽张飞”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
其五，不时表现张飞的粗中有细。在凸显张飞“莽”的性格特色的同时，《演义》又设计若干情节，描写他往往粗中有细，偶尔也会想出几条妙计。当刘备重新占据徐州后，曹操命刘岱、王忠前去攻打。张飞迎战刘岱，刘岱不敢出战；张飞声称要去劫寨，故意走漏消息，等刘岱设下埋伏等待时，却来个反包抄，一举生擒刘岱（第22回）。当阳长阪之役，手下仅有二十余骑的张飞为了阻挡曹军，为兵败势危的刘备赢得喘息之机，先是灵机一动，心生一计：“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他本人则独据长阪桥，故布疑阵。等大队曹军赶来，他倒竖虎须，圆睁环眼，紧握蛇矛，稳稳地立马于长坂桥头，既不前冲，也不后退，有意在精神上威慑敌军。经过三次大喝，竟然吓退了害怕“又中孔明之计”的曹军（第42回）。曹操夺取汉中后。其大将张部率兵进攻巴西。镇守巴西的张飞与之对垒，一次又一次地用计，几度战胜张部，后又智取瓦口关，使曾夸下海口“必擒张飞”的张都一败涂地，仅剩十余人，步行逃回南郑（第70回）。这些生动的情节，或超越史书记载，或出自小说的虚构，既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变展，更表现了张飞性格的丰富性。
其六，让张飞的语言带上较强的市井色彩。《三国演义》全书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庸愚子（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称赞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不象正史那样“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又不象《三国志平话》之类讲史那样“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而是雅俗共赏，“人人得而知之”。这种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与书中人物多是统治阶级的上、中层人士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在众多的人物中，唯有张飞的语言带有较多的白话成分和市井色彩。如他冲进馆驿擒拿督邮时那一声怒吼：“害民贼！认得我么？”（第2回）关羽斩华雄后，他不顾身份卑微，高声大叫：“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人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第5回）陶谦二让徐州，刘备再次推辞，张飞劝道：“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让，何必苦苦推辞！”（第n回）吕布到徐州投奔刘备，曹操致书刘备，教杀吕布；刘备尚在盘算对策，张飞却径直拔出宝剑，对吕布大叫：“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教我哥哥杀你！”（第14回）留守徐州时，他宴请众官，强迫曹豹喝酒道：“厮杀汉如何不饮酒？我要你吃一盏。”（第14回）这些话，浑然出自市井人物之口，不仅表现了张飞粗豪的性格，而且使普通民众感到亲切。更有趣的是第16回写张飞抢了吕布部将买的三百匹好马，吕布怒而率兵攻打小沛，二人有这样几句对话：张飞挺枪出马曰：“是我夺了你好马！你今待怎么？”布骂曰：“环眼贼！你累次渺视我！”飞曰：“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的两句话，均为通俗的口语，直率天真，较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读者看了，不禁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不止一次因好酒而误事，最后竟因此而被害；但总的说来，他粗犷的气质、豪爽的举止、通俗而痛快的语言都比较适合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三
《三国演义》对张飞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张飞，从“豹头环眼，燕额虎须”的外貌到“卖酒屠猪”的出身，从鲁莽豪爽的举止到坦率痛快的语言，早已不是历史人物张飞，而是经过《三国演义》改造和重塑的形象。他既以历史上的张飞为原型，又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市民阶层塑造自己所喜爱、所向往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通俗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其次，张飞形象的塑造在通俗文艺的发展中，伟大的作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真正杰出的作家，既是市民意识的优秀代表，但又不是所有市民意识的简单复制者和大杂烩式的展示者。封建社会后期的市民，成分十分复杂：既有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萌芽的手工业工人，又有大大小小的行商坐贾，还有七十二行的匠人和没有固定职业的闲汉游民。在某些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但因实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由于文化教养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的爱好和欣赏习惯是千差万别的，其中还有若干粗糙的、庸俗的、消极的成分。杰出的作家，总是深探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又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决不当庸俗文化的传声筒，而是市民意识优秀成分的提炼者和引导者。罗贯中正是这样的杰出作家。他塑造的张飞形象，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政治目标和道德旗帜，不仅是普通市民喜爱的豪杰，而且是符合中华民族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英雄，因而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再次，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将历史人物张飞和艺术形象张飞混为一谈。在非学术性的场合，这并无大碍；但一些学术性著作也动辄有“张飞豹头环眼、卖酒屠猪”之类的不准确叙述，就不大合适了。二者原无高下之分，但性质毕竟有所不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宜混淆不清。笔者作为《三国演义》研究者，仍然认为，当学者们从事严肃的教学和研究时，还是应该将历史人物张飞和艺术形象张飞的联系和区别分辨清楚；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三国演义》的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不仅在《演义》写到的上千个人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开启了明清小说中以“粗犷鲁莽”为特征的英雄人物系列。他们当中有李逵、程咬金、牛皋、孟良、焦赞……而张飞，却是这个形象系列中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影晌最为深远的“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