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司空曹操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战胜了“虎视四州,强盛莫敌”的袁绍,统一北方;与此同时,江东在讨逆将军孙策、讨虏将军孙权两代的经营下,也是“国险民附,贤能为用”。而此时的刘备,正寄居在荆州牧刘表帐下,兵微将寡,根本不具备兴复汉室的能力与实力。
刘备自称是汉武帝的兄弟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史称靖王“乐酒好内”,生了120多子,他的后代自然多得惊人),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在黄巾起义中,拉起一支小部队。由于势单力孤,连吃败仗,一直未能独树一帜,直到遇到诸葛亮之后,他才有了根本好转。诸葛亮的隆中对向他分析全国的形势,为他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蜀汉的建国,甚至对三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刘备集团开始以建国为集团发展的终极目的,当始于建安十二年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隆中谈话。在此之前刘备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几乎是被曹操赶到了荆州。而隆中对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虽然隆中谈话的细节虽然还存在许多模糊之处,但其中言及鼎足三分,则明显表示刘备集团已经明确了集团的发展方向。
诸葛亮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三顾茅庐”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史实的解读,则仍有未尽之处——诸葛亮对刘备集团最重要的作用,其实并不是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名士身份,以及在荆州的通达的关系网络,使刘备集团迅速而顺利地实现了在荆州的本土化。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受邀入蜀,建安十七年兴兵攻击刘璋,至建安十九年刘璋出降,刘备正式据有益州,集团内的新旧、客主关系问题开始首次凸现。刘璋父子巩固益州这个过程中,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东州集团”。刘备进攻刘璋,这支力量又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
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几乎全体被纳入刘备阵营。客主合流,但却远未融合,鸿沟仍然存在。刘备对非老部属中类型不同的各种人物,也作了精心考虑。法正引刘备入蜀,其地位同于刘备部属。许靖以名望甚高为法正荐于刘备,与刘璋本来没有多少关系。马超在蜀更无根基,可以不论。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随后,关羽所镇守的荆州陷落,关羽本人身死。建安二十六年,刘备称帝,改元章武。同年七月率军亲征孙权,却在夷陵遭遇惨败。章武三年四月,一代枭雄刘备病故。留下了一份俗称“永安托孤”的遗嘱,以诸葛亮、李严为托孤大臣:“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开国之君刘备虽然已经作古,但蜀汉政权的建国之路,其实还远未完成。刘备生前一度达成平衡的内部政治集团问题,在荆州丧失之后,再次出现巨大变局。
关羽覆败,荆州易主之后,蜀汉统治集团内的客、主之分发生了巨大变化。荆州未失之前,荆州士大夫在蜀汉集团内部的身份,原本属于“土著”。荆州失陷之后,他们的身份迅速转为客居士大夫。这一身份转变直接牵涉到此后蜀汉政权内部的结构调整——事实上,刘备的东征也有集团内陡然丧失归属感的荆楚士大夫们所带来的压力这方面的因素。
诸葛亮通过委重李严以表示对刘璋旧属的尊崇,暂时缓和集团内部矛盾,但并不能消除这种矛盾。最先挑起矛盾的是廖立。廖立,武陵人,是刘备在荆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诸葛亮器重。《廖立传》,亮谓“庞统、廖立,楚之良材,当赞兴世业者也。”刘备死,廖立为五校之一的长水校尉,并没有被安排在足以“赞兴世业”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李严郡吏出身,长于文法而短于学术。
廖立“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所指当包括李严在内,主要就是李严本人。廖立发难,集团内部关系趋于紧张。诸葛亮表上后主,说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廖立被废徙汶山为庶民,导火线在于坐自贵大,不服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