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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乱中的三国外交

     作者:魏娟莉 来源:《三国文化概览》

      处于战乱、争霸之中的三国间的外交关系是非常微妙复杂的,特别是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之后,无论是征战还是联盟,都关系着各自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们之间的交往,都是以自己的存在、发展、称雄为目的。

      魏蜀吴之间的关系,要先从赤壁之战以前谈起。当时,曹操乘官渡之战的东风继续追击,平定了乌桓,统一了整个中原地区,占据了半个中国。接着曹操又挥师南下,当时正值刘表新死,其次子刘琮懦弱无能,不战自降,曹操又唾手取得荆州重镇襄阳,收编了刘琮的部队,一时威震华夏。建安十三年(208年),经过一番休整之后,曹操又以咄咄逼人的威慑力量兵临长江。号称八十万(实际是二十三万)的水陆两军一面沿江东下,准备消灭刘备,一面又派人向江东孙权下了劝降书,曹擦的意图是一举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当时占据江东的孙权拥有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六郡,国内也较为安定,身边又有周瑜鲁肃等杰出的谋臣、将领为之效劳,可谓人才济济,国泰民安。然而,与南征北战,壮心不已的曹操相比,孙权不仅在国力、军力上都大为逊色,而且其采取的是“保江东、观成效”的不求进取的稳定保守政策,这在鲁肃给孙权的一席话中可以看出: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正因为此,面对曹操这突如其来的大军压境之势,一向自足的孙权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感到非常头疼。

      再说刘备,他早年曾投奔过曹操,又投奔过袁谭,而后又先后投奔过袁绍和刘表。但刘备终不是愿意寄人篱下之辈,时刻都准备着施展才智,成就一番事业。后来经人介绍,他“三顾茅庐”,与诸葛亮携起了手。这时,用刘备的话说,他得到了诸葛亮,就“如鱼得水”。从此,刘备的事业才算真正拉开了序幕。刘备的霸业,基本上是按照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方针来进行的。诸葛亮分析道: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有三世,国资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图,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一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而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但是,当曹操大军迫近时,尽管刘备身旁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诚勇猛的关羽等人,但毕竟蓝图还未展开,还没有牢固的根据地,于是只有在众将护驾之下落荒而逃。

      这时,曹操兵多势众,吞并刘琮占领江陵之后,不仅“失众势寡无立锥之地”的刘备有被吞并的危险,就连一贯持“坐江东,以观成败”态度的孙权也感到火烧前门,不能再观望下去了。在此情况下,诸葛亮开始实施他早就想过的联合孙吴得外交方针,在向刘备分析了严峻的局势之后,他求得刘备的同意,便随同在此之前奉孙权命来探听刘备虚实动静的鲁肃一道,前往江东拜望孙权,以促成孙、刘联合。

      见到孙权之后,诸葛亮针对当前的局势及孙权犹豫不决的态度,先采用激将法说道: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江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芰荑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而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孙权内心当然不愿意臣服曹操,所以,听了诸葛亮的话之后马上反唇相讥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见孙权已上钩,便进一步激他道: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能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孙权不愿在刘备前示弱,听了诸葛亮的话便勃然而起,正色说道: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听了孙权的话,诸葛亮知道自己的计策已经成功,为了进一步使孙权放心,促成孙、刘联合,,他就具体地向孙权分析了刘备与曹操的优势、劣势:

      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以上引文均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听了诸葛亮的分析,孙权非常高兴,大大增强了联刘抗曹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于是,孙权立即否定了朝内投降派的论调,统一了内部抗曹的决心,并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率领水兵精卒三万,随诸葛亮前往与刘备军队会合,共同抗拒曹操。刘、孙联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可以说,赤壁之战的结局,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是诸葛亮主张的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外交政策的胜利。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退回北方,一是无力再南下,便转而向关西发展势力。孙权稳定了江东的局面以后,开始向岭南地区扩张。赤壁之战中得益最大的要算是刘备了。由于刘备军队在战中出了力,并在战后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孙权便不得不承认刘备为荆州牧,并同意刘备的要求,将荆州的南郡也借给了刘备,以巩固和加强孙、刘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

      “借荆州”是在强敌面前孙刘相互利用的产物,孙权内心并不想长期将荆州“借”出去,刘备既然得手自然也不愿轻易地“还”回去。荆州是南下北上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对此,曹、孙、刘都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围绕着荆州的占有权,在三国之间展开了争夺战。

      刘备后来占据了益州,荆州在刘备的手中就更为至关重要了,它好像一面可以随意启闭的门户,既可以北出汉南进击曹操,又可以顺流东下直取孙权。所以,在刘备占据益州的第二年,孙权便派使者前往索还荆州,刘备自然找借口婉言拒绝。孙权闻讯大怒,立即派兵强行夺取,刘备为保自身利益也率军东下,双方剑拔弩张,一场争夺荆州的大战眼看就要爆发,孙、刘联盟似乎就要破裂。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刘备听到了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才主动议和,以湘水为界,与孙权平分了荆州。但孙权对此并不以为然,仍想把荆州全部占为己有。其实,迫于局势的刘备对此也不满意。荆州共七郡,平分现有的以后,刘备仅占据了两个半郡,另有两个北部重镇襄阳、樊城还控制在曹操手中,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设想的方针,占据荆州直下宛、洛的条件还不具备。于是,按照刘备和诸葛亮的筹划,据守荆州的关羽乘机发动了襄樊战役,以图夺取曹操手中的荆州两郡,为日后的北伐创造条件。这样,魏蜀吴争夺荆州的战争就爆发了。

      关羽北攻襄阳、樊城,孙权表面上答应支持,内心对关羽的举动极为不安,他想借此机会夺取被刘备占据的部分荆州。曹操对孙权的态度了如指掌,于是,他便采用了司马懿蒋济的策略,派人前往劝说孙权,借其力量偷袭关羽后方,使关羽前后受敌,以解襄、樊之围。曹操的劝说正合孙权的用心,加上曹操所提出的事成之后将江南之地封给孙权的“优惠”条件,使孙、曹双方一拍即合。果不出所料,孙、曹的前后夹击,使刘备不仅未能夺得被曹操所占领的襄、樊,连自己原有的上安、江陵部分也丢失了,关羽也被孙权部下活捉杀死。荆州之争告一段落。孙权从刘备手中夺得荆州之后,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三峡以东,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在鼎足而立的局势面前,曹操知道,要想兼并孙、刘,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所以在荆州之争中,他借孙、刘,两方的矛盾,破坏他们的联盟,借刀杀人,这是曹操对付蜀、吴的最基本策略。

      荆州失守,对刘备自然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不仅使《隆中对》中原定的兵分两路北取中原的计划毁于一旦,而且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不甘心失败,所以,在荆州问题上,和平外交失败以后,他便转而采取战争外交的手段,以夺回荆州。公元221年七月,刘备称帝后不久,便亲率五、六万大军,东征孙吴,这就是有名的吴、蜀猇亭之战。

      然而,在动乱年代,军事外交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军事外交并不总是有效的。猇亭之战以前,在对待孙吴的态度上,蜀汉内部是有争议的,这一争议,牵涉到蜀汉应持的外交政策,也关系到蜀汉的前途。据《蜀志·赵云传》注引载,赵云当时曾向刘备进谏分析道: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孙权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据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变,不得卒解也。

      孙权方面也觉得江南发生战火会对己不利,便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派使者前来求和;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劝其解仇继好,停止用兵。但此时的刘备只想复仇,根本听不进劝说。孙权见议和无望,被逼无奈,只好寄希望于中原,派赵咨向魏求救,得到了曹丕的支持,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孙权又加紧部署军事,西上迎敌。猇亭之战,以孙权的年青将领陆逊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刘备被火烧连营,一败涂地,损失精兵大半,蜀国元气大伤,刘备对此耿耿于怀,气病交加,次年死于白帝城。这不能不说是刘备外交策略上的失误导致的结果。

      从此以后,三国间的外交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三方中的每一方都试图拉拢一方,打击一方,以便最终吞并之,自己独霸全国,完成统一。

      猇亭之战后,蜀汉锐气大减,刘备又死,东征不再可能,辅政的诸葛亮便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与孙权重修旧好,以避免被对方吃掉。孙权也知道,魏与吴的联合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蜀如果被灭掉,接下去就会轮到自己,因此,孙、刘联盟又恢复正常。

      从以上可以看出,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复杂多变的,但其主要的特点是,蜀汉基本上持蜀、吴联合,共同拒曹的态度,以便创造条件,北进中原。吴持的基本态度是求得生存,有机会时也可以扩张一下自己的势力,正因为此,孙吴立场多变,只要对己有利,和魏蜀无论哪一方联合都无妨。魏国在三国关系中,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地位,鉴于此,在对待蜀吴的关系上,它采取的是拉拢孙吴,分裂吴蜀联盟,再各个击破的策略。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安定的国内条件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外部环境,要力求采用正确的外交策略,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否则,如果像刘备那样,苦心经营了一生,最终却因不能忍小辱以求大全而轻易出兵攻吴,使曹魏破坏吴蜀联盟的目的得逞,自己前后受敌,一败涂地,复兴汉室无望,自己也命归黄泉。此前人之覆,当为后人之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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