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中的悲剧人生

　　内容提要：《三国演义》的悲剧基调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生悲剧贯穿而成的。导致这些英雄悲惨结局的原因有很多种，本文择要将其归为：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性格矛盾的困惑，怀才不遇的苦闷，壮志未酬的遗恨，政治爱情的两难五个类型进行讨论。

　　《三国演义》的主题基调是什么？各家学说众说纷纭，多达十几种之多，我以为其中最为符合文本的应是“悲剧”说。

　　传统的悲剧说认为，作者把曹操和刘备作为一组对立的形象，作为“奸臣”与“仁君”的典型代表来刻画的，表现了“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而魏胜蜀败的结局却是正义方的悲剧。但是，对于魏、蜀、吴，无论哪一方的志士仁人，作者都作了无比热情的讴歌，全书却以三国最终归晋作结。因此，我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同。《三国演义》的悲剧基调并非“邪恶”战胜“正义”的悲剧，而是感叹英雄末路，人生无奈，世道无常的历史悲剧。

　　所谓悲剧，即将美好的事物毁坏了给人看。正如黑格尔所说：“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的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如果说整部《三国演义》是一场历史沧桑的大悲剧，那么它则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的悲剧人生贯穿而成的。无论是一方诸侯君主，还是文臣武将，或是一代佳丽，他们在作者笔下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或具雄才大略，或勇武过人，或智慧超群，或大义凛然，或有倾城之貌。作者都曾以饱蘸热情的笔墨描写了他们辉煌壮丽的人生，可他们的结局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本文基于以上观点，拟对《三国演义》中各类悲剧人物进行分析，以希望人们能从英雄的悲剧人生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这部伟大的作品。

　　一、无力回天——理想与现实的背离

　　作为这部书的主人公，作者费尽心血极力赞颂正义方蜀汉集团的两位领导人物——仁义的化身刘备，智慧的代表诸葛亮。如果说《三国演义》的主题是歌颂圣君贤相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物正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典型。中国儒家思想的两大旗帜仁义和智慧，都在这个集团中得到了无比完美的结合，这样的蜀国不正是作者理想中的天堂乐土吗？然而，托孤白帝城，秋风五丈原，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徒叹“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有心扶汉，无力回天”的怅惘，又岂是作者的理想所能改变的，现实就是现实，始终要去面对。作者也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彷徨其间，而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样近乎败笔的矛盾。

　　刘备是一位英雄，也是一位枭雄。一方面，作为一位仁君的化身，他仁义布于四海，贤达之士愿意为他出谋划策，平民百姓愿意拥戴追随。三让徐州时，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在新野，小孩子们唱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的儿歌；在樊城，曹操大军逼近时，诸葛亮建议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刘备说：“奈百姓相随日久，安忍弃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道：“我等虽死，亦愿随刘使君！”对于身边的亲信将领，他宁可不顾自己而追求理想中的情义。赵云长坂坡单骑救回阿斗，玄德接过，掷之于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关羽被东吴所害，刘备不顾兴汉大业，尽起倾国之兵，为弟报仇，最后落得身死白帝城，空遗恨。仁和义在这位君主身上已经表现到了极致，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方面，刘备所身负的事业则是兴复汉室社稷，说得直白些，便是借汉之名为中山刘家打下一片江山。作为问鼎天下的一方霸主，所需的是曹操一般的野心和权术，而这与仁义思想则是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如此，刘备的形象也变得模糊起来，到底是真仁义，还是“外君子，内小人”，这恐怕连作者也未必能回答确切。故事的发展告诉我们，刘备这位以仁义争天下的英雄最终失败了。虽然他也有强借荆州，入主川中的成功，这恐怕是他内心非仁义的一面一时占上风的结果。刘备仁义理想也可以说是作者的仁义理想，使他在争霸过程中多次错失良机。孔明曾劝他入主刘表的荆州，庞统曾劝他袭取刘璋的益州，刘备都以汉室宗亲，不忍相夺为由拒绝了。桃园三结义“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誓言，刘备没有背约，他宁可不顾天下大义，而舍本逐末，去伐东吴，为关羽报仇，最后如愿以偿赴了结义之情，却断送了蜀国基业。刘备的一生是仁义理想与乱世现实背离的悲剧。

　　诸葛亮是一个近乎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神，成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化身。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人物，也是作者刻画最为耗费笔墨的艺术形象。从诸葛亮初出茅庐到五丈原陨落，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甚至在他出场前，人们已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水镜先生”司马徽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徐庶走马荐诸葛，说道：“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读到这里人们已为这位盖世奇才的登场拭目以待。即使在诸葛亮死后，作者依旧安排了，“死诸葛吓退活仲达”，“武侯显圣定军山”这样的情节，来显示诸葛的非凡才智不为天命所限。可见作者为了使这个形象光辉照人，其所用的艺术构思，实为用心良苦。

　　可尽管如此，现实的残酷依旧没有让这位神人享受最终胜利的喜悦。与诸葛亮前半生战无不胜，算无遗漏的形象相比，其最后的结局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美玉之碎往往要比普通物品的损失更令人心摧，如此巨大的反差只能使这个形象的悲剧性更为强烈。

　　假如让这位神机军师去投靠曹操，结果如何？恐怕历史将要重写。但诸葛亮选择了刘备，选择了弱小的蜀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恐怕这不仅仅是命运的安排，与其说是刘备的三顾之情感动了诸葛亮，使他鞠躬尽瘁，以报知己，我宁可相信是诸葛亮自己选择了刘备，选择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创业之路。在他著名的《隆中对》中显而易见，诸葛亮对天下大势认识清醒，对各派政治力量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对未来的政治格局预见为三国鼎立。而当时的北方已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兵百万，江东为孙权据有，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那么只有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可以因之以成帝业，此时未遇明主，这个最佳候选人便是刘备。连何以为援，如何“和诸戎，抚夷越”，如何谴上将争天下都已谋划停当。如此清晰的分析，如此详密的计划，恐怕不是诸葛亮一夜之间所能草就的。可见，诸葛亮早已洞见天下形势，准备辅刘兴汉，不是刘备请出了诸葛，而是诸葛早已看准了刘备。中国儒家传统的青史留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诸葛亮，他不愿投靠曹操或孙权去做一名普通的谋士，而宁愿担当起“临危受命”的重任，只有这样才能尽显其毕生才华。

　　事与愿违，关羽的荆州之失，刘备的白帝之败，已使诸葛亮深感大势已去。而之后的南征孟获，六出祁山只不过是他在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蜀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才和兵力严重不足，只宜守疆富国，不宜连年征战，以诸葛亮的远见卓识不会不考虑到这点。此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对未来失去了信心，犹如棋至终局仍处劣势的一方，既无前途，只有拼死一搏了。可是，命运却如此不济，偏偏碰到了司马懿这样一个强硬的对手，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最终上演了秋风五丈原的悲壮一幕。诸葛亮的悲剧是才智和国力的错位，从而导致了理想的破灭。

　　陈宫是又一个例子，他理想得遇明主，以展终身抱负，可偏偏所托非人，白白尽节而死。在整部《三国演义》中，陈宫来去匆匆，并非主要人物，可他的才华和理想却并未让人遗忘。在小说第五回“捉放曹”的故事中，他深明大义。曹操被捉时，慷慨陈词“欲与国家除害”，欲回乡“发矫诏于四海，使天下诸侯共兴兵诛董卓”时，他不禁发此感慨“公乃天下忠义之士也！”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向董卓邀功请赏的机会，抛弃了县令职务，决心追随曹操“为国家除害”。

　　然而，经历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悍然宣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极端利己主义之后，陈宫马上判定他乃是“狼心狗行之徒”，心中想到：“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之。”于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陈宫毅然与曹操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以至最终宁死不降。

　　陈宫又投奔了第二个主人——吕布。其间，他曾为吕布出过不少好主意，可惜，吕布是个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家伙，最后兵败被擒在所难免。生不逢其主，死未得其所，陈宫之悲，在于将系天下兴亡的大义与狭隘的愚忠混为一谈了。

　　二、孤独英雄——性格矛盾的困惑

　　这类人物或是能左右天下大势的领袖，或是叱咤风云能独当一面的豪杰。他们有着某方面的主导才能，进可以一统天下，退可以雄踞一方，然而，正是由于性格上的缺陷，使他们的行为与心理产生严重的矛盾，使其在精神上饱受痛苦，在即将获得胜利的同时，却因性格上的矛盾而铸成大错，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首屈一指的人物。陈寿《三国志·武帝纪》称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其雄才大略“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在各路英雄霸主中“明略最优”，独领风骚。《三国演义》虽从道德尺度上对曹操采取贬低的态度，但对于他的个性气度、诗文雅韵和才略功绩的描写都未失其英雄本色。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通过诸葛亮之口盛赞“曹操智机，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诸葛亮具备作品倾力塑造的理想人格，他对曹操的认同和赞扬具有非常的意义。作品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是最能体现曹操英雄气概的宏伟篇章，曹操激扬文字，品评英雄，抒发豪情：“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历数天下英雄，皆何足挂齿，诚可谓胸怀韬略、壮志凌云。事实上曹操的一生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是值得青史留名的。作品中的曹操在他的创业历程中也正是如此体现他的英雄本色的。曹操白手起家，他没有刘备汉室宗亲的“人和”，也没有孙权藉父兄之烈坐领江东的“地利”，却掌握了紧触历史脉动的“天时”。镇压黄巾时，官居骑都尉，兵不过五千，可他却募义军、讨董卓、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曹操在三国群雄并起、中原逐鹿的时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开创性人物。与其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曹操的谤书”，不如说它是客观记述了曹操历史作用的“颂书”。

　　曹操的悲剧正是建立在他的功勋上的，正所谓“功高盖主”，一个拥有盖世功勋的臣子，自然容不得一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于是，出于封建伦理的观念，曹操成为了摇摆于“乱世奸雄”和“治世能臣”的双重形象之间，心中存在着僭国与忠君两种人格矛盾的人物。可以说晚年的曹操就是处于这种性格分裂的痛苦中难以自拔。到底是做一个忠君的能臣还是做一个篡位的奸雄，曹操无从选择，经历了多少次精神的折磨和打击，最终屈从命运的结果。站在曹操的立场上看，他完全是被沉重的历史因袭力量压垮了，他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君道思想的牺牲品。

　　由于这种性格矛盾，晚年的曹操变得多疑、猜忌，反复无常，常常作出一些令人遗憾的举动。他虽在早年能够破获董承、吉平、王子服等的衣带诏案，然而到了晚年却处在惶恐不安中。于是，杨修、荀彧、华佗，都成了他这种心灵摇摆的牺牲品。表现在军事上，晚年的曹操也常常犯下飘忽不定的错误，破汉中时不听司马懿之言，失去了一举进西川的良机，当关羽水淹七军时，他竟要迁都以避之。这些都说明曹操晚年的恐惧心理日盛。甚至于他对身后也缺乏信心，遗命设七十二疑冢，以防后人掘墓。曹操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孝廉思想和权霸主义的人格分裂中痛苦挣扎的悲剧。

　　《三国演义》是一部述说英雄的小说，但在诸多英雄中，令作者推崇至极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千秋仰义名的关羽。任何人物都没有像关羽那样，被作者称为“关公”。就连他的敌对方，曹操集团也多称之为关某，很少直呼其名的。由于关公在作者心目中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他在小说中自然也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三国演义》的主题之所以众说纷纭，那是因为它的创作是多角度的。如果说作为正统一方的蜀汉集团是全书的主角，那么它则是有刘备、诸葛亮和关羽三足鼎立而成的。刘备是一位深得人心的仁君，诸葛亮是位运筹帷幄的军师，关羽则作为驰骋沙场的武将代表，同时支撑着这个蜀汉集团的稳固发展。虽为武将，他却卓然不群，比之与他同俦的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作者之笔不知厚之几倍。从人品上看，关羽“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乃“古今将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从武艺上看，关羽“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勇武绝伦。从功绩上看，关羽坐镇荆襄，水淹七军，威镇华夏。然而，真正体现关羽这一人物形象在这部作品中的震撼力，则是一个“义”字。桃园三结义正是构成这部书的一块基石，全书的“忠义”思想也正是以此展开的。在关羽眼中，“义”远比“忠”重要得多。在华容道，他宁可不忠于兴汉大业，拼将一死酬知己，而放走了曹操。在诸葛瑾讨得刘备旨意来讨还荆州时，他也可以不受君命，而为兄弟之义保住自家土地。这在其他将领眼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再加上他刚而自矜的性格，傲视天下群雄，这必然预示着他的失败。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关系，导致了诸葛亮也对其忌惮三分。有人说，孔明未尝把周瑜和曹操放在眼里，却独视关羽为心头大患，祸起萧墙之忌不无道理。孔明害怕他的荆州战略因关羽而毁于一旦，担心他的三分大计因桃园之义而功亏一篑。事实也正是如此，三国之败尽败于关羽一人。诸葛亮也曾为此设过一计，华容道上故意遣关羽去截曹操，借关羽之手放走曹操。作品在这里含糊其辞，并没有说明孔明的意图，但只要用心去想，此计实为用心良苦。其一，曹操若死，北方复乱，不知何日得统一。同时，孙刘联盟失去了这个强敌势必破裂，而此时的孙吴强于刘汉，以周瑜的抱负，绝不会放过诸葛亮。其二，关羽受曹操厚恩，余情未了，不如以此做个顺水人情，以绝他日万一又来个临阵放水。其三，关羽此人重情义而轻法令，一向轻视军师将令，正好趁此机会借记他一颗人头以立威。最后，也正是义兄刘备为关羽求情，孔明只好无奈地推说，“亮夜观乾象，操未合身亡。”

　　关羽之败也并非他的无能，而是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正如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时叹道：“非战之罪，天亡我也。”一个人的才能过于超众，也必然导致他另一方面心理弱点的滋长。关羽刚而自矜、不能容物，大意轻敌、疏于防范，自恃武功、不听劝谏，多违人情、众叛亲离，这一切是他自己性格发展的必然。但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我们却不能如此功利的看成败得失，作者崇尚的是一种复古精神。如果没有关羽义薄云天的豪情，谈笑天下的风度，小说看起来也会索然无味。关羽之败是一种悲，更可以说是一种美，他是可歌可泣的真英雄。相比之下，《三国演义》中唯一的成功者——司马懿就没有作者如此的礼遇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效仿古人，过分追求浪漫是对生命本身的祸害，回到历史正确认识人生的经验，这才是我们所要领悟的。关羽的悲剧在于过分追求春秋风度而导致了性格缺憾，也进一步证实了作者是在书写失败英雄的本意。

　　同样，性格矛盾也存在于反面人物中。吕布乃人中龙凤，武艺冠绝当代，对于他的出场，作者也没有少费笔墨。第三回写道，他“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迎战李儒时，作者再次写他“顶束发金冠，披百花战袍，擐唐猊铠甲，系丝銮宝带”，第五回，与河内名将王匡交战时，又一次写他“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金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王匡见了情不自禁地赞叹“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从这些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渲染中，给我们一个极为鲜明的印象：吕布品貌不凡，在全书中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英武男子汉。

　　按说，吕布这样一个仪表英武，威风凛凛的男子汉，再加上超群出众的武艺，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局面中，应该打出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可惜的是，他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数易其主，身无立足之地，早早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部名著中，作者不仅为我们写出了这种命运，而且深入揭示了形成这种命运的内在原因，首先，吕布不具备那个时代与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品质和人格。他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失信于人。张飞称之为“三姓家奴”，曹操视之为“养虎为患”，吕布为世所不容。吕布外表英武与心灵卑微，武艺高强与人格低下形成的巨大反差，导致了他这种飘忽不定的命运和最终的悲惨结局。

　　三、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苦闷

　　杰出的人才往往都有他们不寻常的抱负和理想。可却因为用人者的不当或者其它世俗原因，致使他们空负一身才学，随着岁月流逝而空悲白发，这不也是一种人生悲剧。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以忠义思想作为颂扬英雄的主流，那么有一位英雄则是非主流的，他就是魏延。若以现代人才观来论，魏延则是一位怀有极大的抱负，充满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现代人才。我们从以下这些事例就可以看出。

　　首先，魏延的择主是执著而明智的。魏延一开始由于地缘关系而挂靠在刘表帐下，当他见到刘备携民渡江欲投襄阳，却被蔡瑁乱箭射阻时，挺身而出，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此时的魏延就已认定了刘备是位仁君，欲与共事，无奈好事多磨，直到十数回后，才得偿所愿。依我看，魏延的择主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他虽几经反复，却又矢志不渝，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带着厚重的见面礼投奔了刘备，比之文聘的随主降曹，黄忠的城破而降要明断得多。可诸葛亮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其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可怜的魏延毕竟是一员武将，他没有那一套“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辩词。

　　其次，魏延作为一员大将，他是能征惯战、多谋善断，而且是尽心尽责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每一次都用他做先锋，他也从未辜负过丞相重托，败郭淮、诛马遵、射曹操、斩王双，木门道致死张郃、上方谷诱烧司马懿，险恶不避，战无不胜。在五虎上将相继谢世后，他成了支撑蜀汉大厦的一根栋梁。

　　最后，魏延的敢言直谏着眼大局的思想也是卓尔不群的。一出祁山时，他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率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这一出奇制胜之策确实是蜀军当时的最佳选择。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又在诸葛亮病重欲退兵回成都时，提出不可因丞相一人之累而废国家大事，愿暂守汉中独当取长安大任。可惜诸葛亮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反而由此加深了对魏延的偏见。因而使“延常谓亮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延这个超越当时“忠义”观的人才，最终被逼得走上了绝路，按照诸葛亮“久后必反”的预言，走完了他含冤受屈的一生。

　　与魏延相比，蜀汉的另一员大将——赵云，则要受作者厚待得多。他们二人性格截然相反，魏延刚正直言，敢做敢为，故而受到诸葛亮的排挤。而赵云谦虚谨慎，唯军师之命是从，而被诸葛亮视为得力助手，但他们二人同样都有未尽其才，空怀抱负的苦闷。

　　这里我们不得不批判地看待诸葛亮的用人之道。诸葛待人心计过重而坦诚不足，这与刘备的仁厚长者之风恰恰相反。诸将多为刘备的真诚而甘为所用，却因孔明的机谋而不得不为其所用。如他常以激将法激黄忠、张飞等以尽全力，以欲擒故纵之计降伏孟获，以反间计逼得姜维走投无路而降。这些计策虽一时奏效，久后人心必不服。即使诸葛本人也对这些计策抱有后顾之忧，因此事事亲历亲为，不敢放权，以致积劳成疾。也许这就是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颓势的根本原因。

　　言归正传，赵云的经历与魏延十分相似，也是投靠刘备之前曾在袁绍和公孙瓒处效力。他的枪法出神入化，在每一次单兵作战中无一败绩。他的用兵颇有胆识和智慧，第五十二回“赵子龙计取桂阳”，第七十一回“据汉水赵云寡胜众”，这些都是成功范例，可真正使他扬名的却并非这些。作为一员将领，他的职责应该是带兵打仗，攻城略地，或是镇守边疆。而纵览赵云的一生，更多的只是充当刘备的侍卫队长的角色，当阳道单骑救主，护刘备东吴成婚，截江夺阿斗，次次都是九死一生，做得却是保护弱女和幼童的小事，令人啼笑皆非。这到底是用人者对他的亲近呢，还是对其用兵的不信任，是喜是悲难以定论。但如果让赵云代替关羽去镇守荆州，至少不会出现后来败走麦城的结局吧。应该说赵云的悲剧在于能力的完美和角色的偏差。或许，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但想要在历史的铁构中塑造这一完美形象，虚构毕竟显得单薄了些。

　　此外，若论一生才学尽负流水的，则非徐庶莫数了。在谋略上，徐庶仅次于诸葛亮、庞统，而与周瑜、司马懿相当，又要高出曹操、荀彧、陆逊等一筹，可他的命运却又如此不幸。正所谓“怀璧其罪”，只因他的才学吸引了曹操，间接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为人至孝的徐元直当然不能接受曹操的恶行，立誓终身不为其设一谋，但他又顾及母亲之坟犹在许都，也不能再次投靠刘备。“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难使他过着近乎幽居的生活。作者并没有忘却对他的痛惜之情，在小说第四十八回让他识破黄盖的诈降计和庞统的连环计，重现他的智慧之光后，徐庶的一生也随着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的灰飞湮灭而隐去。

　　四、天妒英杰——壮志未酬的遗恨

　　在历史的洪流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小说家的笔下，每个人都有他的宿命，无论他有如何惊世之才、凌云之志，总归是要被无情地置于舞台中心之外。

　　在那个沧海横流的时代，有两位英雄崛起于大江之东。他们意气相投、情同手足，他们双配佳偶、骨肉连襟，他们明正君臣、志在天下，他们中一个血气方刚，舞霸王枪欲猎汉都洛阳，如烈马绝尘。一个风流倜傥，挥青锋剑遥指巴丘之西，如龙吟长河。假使在他们二人能够继续驰骋在吞食天地的疆场上，三国的格局又将是一番新气象，无奈苍天多嫉，令英杰早逝。小说的正统成了蜀汉，作品的主要矛盾是蜀魏矛盾，东吴也仅仅在三国舞台中充当配角。孙策和周瑜的早死，可以说是老天刻意的安排，同时也成就了诸葛亮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成就了这部伟大的蜀汉三国。

　　孙策是一位真男儿，他虽寄身于袁术帐下，但却始终不忘父仇，以父辈用鲜血换回的传国玉玺借来三五千兵马，从此打下了一片东南天地。孙策也是一位真豪杰，他与太史慈以命相搏，却最终捉而复放，最终真正赢得了人心。孙策更是一位改革者，他藐视鬼神，怒斩于吉，欲革当时吴中信巫祝神之风俗。他处事之果敢，用人之明断，料世之超前，足以领袖群雄，俯看天下。

　　孙策与其弟孙权不同，这在他的临终遗言中说得很中肯：“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可见，孙策属于争霸的活跃者，孙权则属于保境的稳定者，不同志向的领袖也决定了东吴在三国争斗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孙策的争强好胜，同时也预示了他急躁易怒的性格。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老天这样的安排也确实令人哀惋了些。孙策死时，年止二十六岁，从此他的未竟事业，就落到了与他性情相投的同龄人周瑜身上了。

　　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时，总是受了许多前人的影响，把周瑜看作是一个与诸葛亮处处作对的反面人物，与战国时疾贤妒能的庞涓类似。第二次读《三国演义》时，有些新的领悟，但还是脱不了那些囹圄，以为周瑜是死于心胸狭窄，气量太小。可最近，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周瑜的早逝，有他自身性格上喜怒过急、浮躁好胜的弱点，但与孙策的早死和东吴群臣的偏安思想也不无关系。

　　周瑜，庐江人。与孙策乃世交，自幼相识，“策长瑜两月，瑜以兄事策”。可以说，在志向上，东吴只有孙策和周瑜是唯一的一对知己。他二人自小结义，情投意合，都是以图天下大事为己任的。孙策在世时，他二人珠联璧合，坐江东而窥天下，正值当年。可孙策死后，东吴就在孙权的领导和张昭、顾雍等人的辅佐下，走上了一条保境安民的治国之路。再也没有人意气风发地对周瑜说：“公瑾，我们带兵攻打许昌去！”于是，此时抑郁的周郎也不愿再呆在都城南徐，而只身一人跑到鄱阳湖练兵去了，独抚《长河吟》，曲高和寡，只恨知音已驾鹤西去。

　　曹操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着实让周瑜兴奋了一回。他根本没有为曹军的虚张声势感到一丝畏惧，担心的却是国内君臣的懦弱求安逸。好在他的半个知交——鲁肃没有让他失望，而孙权的骨子里毕竟还流淌着兄长的一股热血。赤壁鏖战的局面，也使周瑜看到了希望，又一个问鼎天下的机会到来了，凭此一战，就可以把东吴推向历史舞台的前沿，也可以告慰义兄孙策的在天之灵了。决战的前夕，让周瑜豪情万丈，群英会上作歌曰：“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这是周瑜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周瑜的苦苦寻觅中，他一生中的第二个知音出现了。诸葛亮过江后，舌战群儒，一扫江东君臣的降风阴霾，展现了同样的豪情与抱负。其实，这一场舌战也为周瑜后来的请战铺平了道路。因此，周瑜不以孔明杜撰的“揽‘二乔’于东南兮”的激语为怒，反而以实相告：“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这里体现了周瑜的至诚相邀，也是他英雄惜英雄的真心话。

　　于是，就有了后来，“瑜请诸葛瑾，谓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备？今幸至江东，欲烦先生不惜齿牙余论，使令弟弃刘备而事东吴，则主公既得良辅，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岂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如果说，周瑜是疾贤妒能之辈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又作何解释。这是周瑜对人才的向往，对知音的渴求，只可惜诸葛亮有他自己的理想，这仅是一厢情愿的徒劳罢了。

　　爱之切，则恨之深，既然诸葛亮无意投靠东吴，就非杀他不可，这难道不是周瑜的心胸狭窄吗？其实不然，我们如果了解周瑜的志向和他的性格抱负，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周瑜以为赤壁战后，曹操必败，即使不死也会使北方元气大伤。到那时，进取中原、一统天下，就指日可待了。也许周瑜过分自信了，他当时认为阻碍他振兴大业的只有刘备一个劲敌，于是他容不得一个处处占尽先机的诸葛亮在对方营中效命。如说周瑜善妒，那决不是嫉妒诸葛亮的才智，而是嫉妒刘备拥有诸葛亮的才智，这是在他完成孙策寄托之路中的最大遗憾，人生的抱负无法实现，焉能不使他妒火中烧。这一点谁都看不透，也只有诸葛亮和他自己心知肚明，以及后来的凤雏庞统也看穿了卧龙吊孝的真实用意。前面所说的鲁肃只能算是周瑜的半个知交，也正是如此。鲁肃只有在抗曹路线上同周瑜站在同一立场上，而他的一生重在主张孙刘联盟，这虽然是一个保境拒曹的长久之计，却不是周瑜叱咤天下的远大抱负。周瑜屡屡用计除孔明，却屡屡被鲁肃破坏，为了大局着想，周瑜没有立即发作，但足可以吐血三升了。年轻气盛的他，心存大志，却阻于一个上天安排的命中克星，他没有司马懿这般老奸巨猾的耐性，在西征巴丘的途中病倒了。这种宿命般的悲剧，直让他临江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一曲《长河吟》从此既成绝响。

　　如果说孙策与周瑜的英年早逝是追求功名过于迫切急躁的话，那么郭嘉的早逝则给人留下了一种莫名的遗憾。

　　郭嘉是曹操帐下的第一谋士，与荀彧、程昱等人相比，他的具体战术计策不多，而多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规划。如官渡战袁绍时，所陈的“十胜十败”论，大大坚定了曹操的信心，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张紘派使者从许昌回，对孙策说“曹操甚惧主公；其帐下谋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也只有他能看透孙策的弱点，“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句句击中要害。郭嘉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要数他的“遗计定辽东”了，不费一兵一卒，使曹操尽收北方之地。

　　郭嘉的才智因早逝而无法估量，以至于，后人有叹“郭奉孝不死，赤壁之战，结果如何？”郭嘉的死让人留有太多的遗憾，留有太多的假设，我们无法解释，也只能怪苍天不公，史者无心了。

　　五、乱世佳人——政治爱情的两难

　　自古红颜多薄命，当我们不禁为美貌佳人的惊世绝艳而倾倒时，也不得不为他们的凄惨人生而掩面叹惜。

　　男人的生命可以为了天下而结束，而女人的生命却要为了爱情而延续。生逢乱世，这两性之间的仅有差别也要被那漫漫尘沙和刀光剑影所掩盖。她们选择了爱情就失去了天下，她们选择了天下就必须放弃爱情，我们要为那些在天下与爱情的两难间徘徊的“女将”们热情讴歌。

　　貂蝉，一个凄美的名字，汉末之秋，她正当妙龄。美貌的她渴望着青春的快乐，爱情的甜蜜。但她牺牲了这一切，也扭曲了自己的天性，辗转于两个男人的政治争斗之间，以脂粉为甲胄，以颦笑为弓箭，终于诛杀了董卓，立下了旷世奇功。但她的命运又是孤苦的，她的轰轰烈烈是以牺牲自己的美貌、青春、爱情与生活幸福为代价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一代价未免太大了！这正是貂蝉生命的悲剧，她实际上充当了政治家手中的一枚棋子，而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幸福。她的这种彻骨的孤独表现出人类最伟大最彻底的痛苦，她的悲惨命运展示出人类最美好的事物的被毁灭，她的痛苦给予读者的，应该是更为沉重的怜悯和同情。

　　与貂蝉的为政治而牺牲的爱情不同，孙夫人的爱情则是以牺牲家族的利益而争取来的，我们同样要赞颂这样一位对爱情忠贞不二的猛枭姬。

　　孙夫人爱情婚姻的悲剧是吴蜀两国的关系造成的。男人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女人，势必也使女人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就在于荆州，而周瑜的一生，处心积虑、夙夜忧叹也是为了荆州。于是，一个仍在母亲膝下娇语的弱女子，不幸地被卷入了这场荆州争夺战的风暴中。

　　小说中，孙夫人的出场被安排了三个场景，这也是她人生的三个转折点。第一场，“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里孙夫人的对爱情的品质让人深深感动。她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嫁于刘备后便“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追随”，是她三次挺身而出，挡回了孙权、周瑜的追兵。第二场，孙权以母亲病重为由，诓骗妹妹回国。孙夫人在这里选择了亲情，这是因为，她对吴蜀两国关系的认识不足，对孙权的骨肉之念仍抱有一丝希望，对刘备的夫妻之情过于信任。可荆州在他们眼里，却要比她一个妹妹或夫人的情谊重要的多，这是对孙夫人的爱情理想的一个巨大打击。第三场，闻说刘备命丧白帝城，孙夫人向西遥望，投江殉情。她对爱情是多么忠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孙夫人，却落得如此结局。

　　作者下意识地将中国封建文人的节烈观流露到了作品当中，从而使我们在作品中还看到了诸如糜夫人投井保阿斗等感人景象。这些女性的悲剧为整部《三国演义》的悲叹人生的基调作了完整的补充。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与它贯穿全书的悲剧性基调和透视人生哲理的现实性意义分不开的。英雄的时代终有休止的一天，但它留给我们的启迪和回味却是无穷无尽的。希望我们能更深入地探索它的真髓。

　　参考文献：

　　沈伯俊。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程孟辉等。西方悲剧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陈曦中，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