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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蜀汉建国始末

    作者:魏武曹孟德 更新时间:2025-02-09
    更新时间:2025-02-09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节选自《三国志诸葛亮传》

      楔子:

      话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司空曹操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战胜了“虎视四州,强盛莫敌”的袁绍,统一北方;与此同时,江东在讨逆将军孙策、讨虏将军孙权两代的经营下,也是“国险民附,贤能为用”。而此时的刘备,正寄居在荆州牧刘表帐下,兵微将寡,根本不具备兴复汉室的能力与实力。

      刘备自称是汉武帝的兄弟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史称靖王“乐酒好内”,生了120多子,他的后代自然多得惊人),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在黄巾起义中,拉起一支小部队。由于势单力孤,连吃败仗,一直未能独树一帜,直到遇到诸葛亮之后,他才有了根本好转。以上引文便是诸葛亮向他分析全国的形势,为他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蜀汉的建国,甚至对三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当诸葛亮提出这一战略计划时,刘备并没有实施它的本钱。随后,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开始南争,以闪电般的速度直抄宛叶。八月,刘表就病死,继任者刘琮望风而降,并不知会刘备。当曹操大军赶到之时,只得携带数万难民仓皇南逃,一日仅行十余里。而曹操为了尽快夺取战略要地江陵,亲率虎豹骑日行300里追击,在当阳长坂赶上刘备,仓促间,刘备只得抛妻弃子,与诸葛亮,赵云带领几十骑夺路而逃,辛亏预先派关羽向驻守江夏的刘表长子刘琦求助,刘琦派水军在汉津接应,刘备才逃得性命。收集残兵与刘琦合起来有万余人马,从此有了一点割据本钱,“隆中对策”中制定的计划才开始正式实施。

      自此,刘氏集团经历了上升与下降两个阶段,也就是隆中“对策实施”的两个阶段,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第一阶段:夺取稳固的根据地。

      赤壁之战前夕,曹操驻军江陵,孙权驻军柴桑,刘备驻军江夏------

      东吴孙权派鲁肃到荆州探察形势,当鲁肃发现荆州形势已急剧恶化后,仅有刘备这支可能联合的武装,便到江夏邀请诸葛亮到柴桑与孙权面议联盟抗曹的大计。诸葛亮此时显示出他杰出的外交才能。他向孙权分析了以下几点:

      1、曹操统一北方,并不失时机地夺取荆州,威镇江东的紧迫形势;

      2、针对孙权的犹豫观望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最终会导致大难临头;

      3、用激将法智激孙权:“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4、以上三句话虽把孙权激怒,但他仍怀疑刘备不具备抗曹的实力。诸葛亮客观的分析了双方优劣:“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

      5、最后分析曹军战败后必北还,如此则成“荆吴之势”、“鼎足之形”。这也是贯彻了“隆中对策”中制订的三足鼎立的“总路线”。

      之后,孙权下定决心,令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领军三万,“随诣先主,并力拒操”。由于瘟疫和火攻,曹操大败而归。留征南将军曹仁等守江陵。

      战后,曹军在长江战线转入了全面防御:在东面,孙权自率主力出击合肥;在西面,由周瑜率军夺取江陵。刘备乘周、曹苦战之机,推举刘琦任荆州牧,并抓紧时间向南发展,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并有庐江雷绪率众万余归附。此时刘琦病死,刘备便顺理成章的继任荆州牧的职位。

      而孙权在合肥战败,大将太史慈战死;周瑜经艰苦作战,与曹仁两败俱伤,曹操考虑到江陵远离中原腹地,供给困难,令曹仁放弃江陵。孙权为得到荆州江南四郡,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刘备,把江陵让给刘备,令其与曹操势力接壤,并约刘备共取益州。刘备集团想独吞益州,没有答应。

      正当孙、刘两家关系暧昧之时,曹操不失时机地向关西进军,消灭马超韩遂,威慑两川。益州牧刘璋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邀刘备兵进益州,共讨张鲁,抵御曹操。对刘备而言,这恰恰是占领益州的好机会,带了少量人马,留下诸葛亮、关羽与主力部队镇守荆南。当时曹操正与孙权在濡须口战役中打得正酣,无暇西顾,刘备可以从容对付刘璋。

      刘备进军益州后,开始进军很顺利,先夺取了军事重镇涪城;但当刘璋发觉以后,立刻组织抵抗,在雒城战役中,刘备损兵折将,只得调诸葛亮、赵云率荆南主力赴川增援。刘璋终因兵少计穷,开城投降。刘备便兼领了益州牧。

      自此,刘备顺利地夺取了荆、益两块根据地,实现了“隆中对策”的第一步。

      胜利后的最大隐患:

      虽然刘备用了不到七年时间,从一个寄居他人的流浪军,一跃成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大军阀,但内中的隐患却在逐渐使“隆中对策”的下一步计划——北伐中原,兴复汉室,成为泡影。

      在刘备自领益州牧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提出让刘备归还江陵并连同荆南一并送给东吴的要求。原来在周瑜死后,鲁肃接任都督,他建议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原因有三:

      1、东吴夺取江陵后,无力供给这一远离腹地的地区;

      2、占领江陵也意味着将要承受来自曹军长江中游与下游两方面的压力,却反而为刘备搭成屏障,使其免受曹军攻击;

      3、由于之前东吴与刘备联姻,顺便将江陵送给刘备,权当彩礼,并约定刘备取益州之后归还。

      而现在东吴却向刘备索要整个荆南地区,未免欺人太甚。但对于东吴来说,也是万不得已。因为如果刘备仅归还江陵,再假设孙、刘日后反目成仇,孙军必然在江陵实施抵抗,但刘军便可从长沙等郡出兵截断孙军后路,如此,向东可以进取内部空虚的江东,向西亦可包抄在江陵作战的孙军主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得到荆南四郡,东吴上下寝食难安。

      对于蜀汉来说,荆州的得失则更是直接关系到“隆中对策”的成败。而且仅江陵一地就是连接蜀汉荆、益两大根据地的枢纽。

      既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难以让步,刘备便厚着脸皮提出等他占领凉州之后再归还江陵。这使孙权听后勃然大怒,派吕蒙领兵袭取长沙、桂阳、零陵诸郡,刘备赶忙调江陵的关羽南下,自己也率兵由永安东出,两个盟友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正在此时,曹操进攻盘踞在汉中的张鲁,张鲁稍作抵抗后便归降曹操,巴中的少数民族首领也表示归附,蜀汉大震。刘备得知后大惊,只好与孙权讲和,规定蜀汉与东吴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江夏、长沙、桂阳等郡属东吴,以西南郡(治所即江陵)、武陵、零陵等郡归蜀汉。

      这个临时和约使“隆中对策”的计划在荆州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使东吴势力染指荆州,成为刘备集团接连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大隐患。

      (PS至于其他一些隐患,将在下文中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阶段:北伐中原

      一项大战略,需要一个特定的实施环境。当这个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后,则应考虑修改部分计划,不能搞“教条主义”,盲目施行。

      当刘备集团取得阶段性胜利,夺取了荆、益两大根据地后,应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如东吴势力染指荆州;益州新占,民心未稳;与“诸戎”、“夷越”甚至孙权关系并不巩固等),重新拟订相应对策。但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领导人员这时似乎与赤壁之战前夕的曹操一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求成,仍按原计划采取行动。这已注定最后失败的命运!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吴荆州和约》”之后,刘备移师巴郡,三国历史上刘备唯一战胜曹操的战役——汉(中)巴(郡)会战,就这样打响了。

      这次会战共分三个阶段:

      1、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这一阶段曹操势力占有汉中,并且向巴郡方向进攻,曹操势力方面由张郃组织进攻,刘备势力方面由张飞组织防御。

      张飞据宕渠与张郃对峙五十多天后,充分利用张郃军力分布的漏洞,一战击破张郃。张郃引军退回汉中郡治所南郑。

      2、建安二十二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这一阶段刘备势力进攻汉中,由刘备亲自组织进攻,曹操势力占据汉中,由夏侯渊张合防御。

      此次刘备采用了两面出击的战略,在凉州方面,刘备让马超、张飞、吴兰雷铜等屯武都郡下辨,目的是伺机攻击雍州,同时牵制曹操方面军力。在汉中方面,则是自己亲自率领主力屯阳平关,随行的有法正黄忠等主要将领。

      《三国志》载曰:“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遣曹洪拒之。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由此可知刘备在凉州的战斗是以失败告终的,但这对结局影响不大。

      从此也就成了刘备与夏侯渊在汉中对峙了。在对峙一年后,刘备发现夏侯渊在阳平关一线的防御体系太完善了,完全没有漏洞,于是调整进攻方向,将进攻基点从阳平关调整到沔阳西南面的定军山附近。双方此后在定军山附近调整布置军力的时候,刘备利用夏侯渊布置军力的漏洞,集中攻击张郃部,调动夏侯渊主力部队支援,然后命黄忠部阻击夏侯渊,一战斩夏侯渊,彻底的击溃了曹操方面的汉中防御体系。

      3、建安二十四年三月至建安二十四年五月,这一阶段曹操势力自长安进攻汉中,由曹操亲自组织进攻,刘备势力占据汉中,由刘备亲自组织防御。

      曹操大军到汉中后,刘备采用坚守不战的策略,并分遣小股部队袭扰曹军后方粮道。曹操考虑到汉中地域狭小,物产有限,根本难以供给大部队长期打阵地战,而且此时曹军在地利上也丧失优势,所以决定放弃汉中及秦岭以南地区,将岭南之民移徙岭北。

      这场会战实际上是刘备北伐中原的前奏,刘备集团的势力发展到顶峰。就在取得胜利的这一年(建安二十五年)夏,刘备自称汉中王,表明了自己在政治上与曹操分庭抗礼,同时也表明了军事上大规模北伐的开始。

      不过按照“隆中对策”的原计划,北伐要有几个先决条件:

      1、“保其岩阻”。即改良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及防御体系,使其为北伐军提供稳定的战略资源。

      2、“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调整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免去北伐军后顾之忧。

      3、“外结好孙权”。与孙权结成稳固的同盟关系,使其成为北伐军的侧翼。

      4、“天下有变”。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满足这几个条件,尤其第四点,至关重要。虽曹操在汉中新败,但此时中原并未发生足以动摇他统治的大动乱。且在“隆中对策”的计划中,荆州军应作为北伐军的主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曹魏中原的统治中心在许昌、洛阳一带,从江陵出兵,只要度过汉水,剩下的地形区就只有平原或盆地了,北伐军长驱几百里便可直捣许、洛,击败曹军中原主力;而益州军只是为了配合荆州军,牵制一部分曹军,占领三辅地区,两军构成钳形攻势。可是形势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计划。

      1、东吴势力已在建安二十年(215)染指荆州,而且双方为了荆州的利益纷争不断,这样一来,东吴不仅不可能配合北伐,而且还可能在荆州后方点火。

      2、刘备进军益州时受挫,不得不调遣荆州主力增援益州,这样,仅存的荆州军成为孤立的偏师,连威慑东吴的作用也难起到,更别谈北伐中原了。

      3、更槽糕的是,蜀汉荆州统帅关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我行我素,骄傲轻敌,打算继续按原计划执行。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封关羽为前将军,并假以节钺,授予临机专断权,并派孟达刘封各率领一部分主力分别夺取荆北的房陵、上庸等地,用来策应荆州军。而关羽却不把这支军队放在眼里,将这场经过精心策划、统一协调的北伐中原的战争当作他一个人唱主角的“单口相声”。

      开始时发展还比较顺利,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得、下襄阳、围樊城,中原大震。曹操几欲迁都以避其风。辛亏司马懿蒋济劝曹操使出“杀手简”,与孙权捐弃前嫌,共取荆州;同时,调集河北及淮南兵马,戍卫许昌;并派大将徐晃率领第二拨援军增援樊城。孙权早就按耐不住夺取荆州的野心,只是顾虑曹操在淮南的夏侯敦张辽部威胁后方,现在威胁解除,且荆州后方空虚,欣然应允。派大都督吕蒙袭取江陵,公安、南郡的守将因之前受到关羽责罚,如今看到东吴大军压境,便开城投降。东吴兵不血刃拿下了荆州。

      此时,徐晃也向关羽发起了攻势。关羽势单力孤,腹背受敌,终于全军覆没,自己也难逃一死。

      荆州军的覆没宣告了“隆中对策”的彻底失败。而恰恰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篡汉自立,真的是“天下有变”了。试想如果在汉巴会战后,刘备让所有主力休整一年,那大汉江山就又不知是谁主沉浮了。

      黄初二年(221)刘备称帝,以沿汉嗣。荆西北的孟达投降曹魏,蜀汉此时仅剩西川一隅之地。而刘备却全然不顾大局,起倾国之兵伐吴,旨在夺回荆州。有些书上说刘备伐吴是正确的决策,原因无非是东吴在荆州立足未稳,且大将吕蒙新亡,荆州军务无人主持;以及不夺回荆州“隆中对策”的那堆旧案将无法实现等等谬论。早就不该考虑这些啦!

      自从建安二十年(215)吴蜀分荆州以来,蜀汉就应该适时调整战略了。而今到了这一步,却并未使刘备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要找东吴算帐,发动夷陵之战,成为蜀汉兴亡的历史转折点。

      战争爆发后,东吴孙权此时头脑清醒,始终保持低姿态,先是向曹魏称臣,受封吴王,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命青年将领陆逊组织防御。

      刘备的大军在长江三峡蜿蜒前进,再多的部队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战斗力。陆逊正是利用这一对自己有利地形节节阻滞蜀军东进的锋芒,最后乘蜀军疲惫不堪之际,火烧连营,一举击溃蜀军主力。刘备逃回白帝城,在焦虑、自责、沮丧、疲惫中一病不起,托孤于诸葛亮,含恨逝去。

      刘备的死,标志着“隆中对策”后的战果再无挽回的可能。夷陵之战前,蜀汉虽偏安一隅,但益州主力尚存,而且还有刘备带入川中的荆州主力,经此战后,蜀汉主力全部灰飞烟灭了。

      南征北战

      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执掌蜀汉大权。此时,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蜀汉已然沦为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一国,结束了过去的“左”倾错误,采取了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就该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在“隆中对策”中早已说的再清楚不过:

      1、“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于黄初六年(225)到黄初七年(226)间讨伐南中作乱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他采取了“兵战为下,心战为上”的方针,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使其心悦诚服,发誓不再反叛。

      2、“外结好孙权”。诸葛亮辅政之初,就派邓芝为使出使孙吴。孙权也认为一强联一弱最终会被消灭,所以答应结盟的请求。

      3、“内修政理”。史载诸葛亮治蜀,十年不大赦,蜀中大治。

      在解决少数民族矛盾,联盟孙权,稳定内政后,诸葛亮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军事行动——五次北伐。

      至于到底几次北伐这个问题,六甚至七次的说法可能都有,但诸葛亮主动出击的次数仅有五次:

      1、诸葛亮先集中军队于阳平关。太和二年(228)春,亲自率军进入祁山。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降蜀,观众震动。可蜀将马谡督军前至街亭,被魏将张合打败,影响了诸葛亮的整套计划,只得返回汉中。

      2、太和二年冬,亮从汉中北进,越秦岭、出散关、围陈仓,魏将郝昭坚守待援,亮只得再回汉中。

      3、太和三年(229)春,亮北屯建威,取得武都、阴平二郡。

      4、太和五年(231),与魏将司马懿对峙上圭,因粮草不济,只得再行撤退。张合追赶蜀兵,中伏身亡。

      5、青龙二年,亮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拒不出战。诸葛亮造木牛流马,并分兵屯田,以为久战之计,不料焦虑成疾而亡。

      综观这五次北伐,失败的客观原因有三:

      1、军队供给不足,每当战斗发生转机时总是因运粮不及时半途而废。

      2、蜀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在政治、军事方面不仅不能帮助诸葛亮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会时不时地拖累诸葛亮。

      3、司马懿靠充分的补给,拒不出战。

      而在主观上,诸葛亮在蜀中情况有一定转机之后,不顾荆州军已完全不复存在的现时,继续奉行“左”倾错误路线,偏师深入敌军腹地,使本以贫弱的蜀汉更加积重难返。诸葛亮死后,经蒋琬、费裔执政时的短期恢复后,姜维继续施行北伐,耗尽了蜀国的国力与军力,加之蜀汉朝政腐败,在曹魏大军进攻时,蜀军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PS在下对北伐的评价:

      从结果上看,北伐并未达到“广拓魏境,蚕食雍凉”的目的,是失败的;但从过程上看,却客观上遏制了曹魏灭蜀的步伐,使弱小的蜀汉自始至终保持战略主动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又是成功的。

      至于诸葛亮自己真正目的是什么?史载“素有吞魏之心,志在复汉”;王夫之说:“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故攻也,特以为守也。”是以攻为守。笔者以为诸葛亮的真实目的是前者,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客观上造成了后者。试想,如果只是以攻为守,以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断然不会采取一次出动数万兵马,严重消耗蜀汉国力的办法的,完全可以效法在官渡之战前沮授田丰对袁绍的建议:“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陈寿先生对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笔者对“隆中对策”的评价

      纵观蜀汉建国始末,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结论:将“隆中对策”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则蜀汉兴,不与实际相结合则亡。这在当今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可能就是受到这一启发,所以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的。(扯远了)

      刘备集团能以以弱小之极的实力,参与中原角逐,最终成为三分天下的一大势力,与有明确的战略计划息息相关。这个战略强调了“地利”的重要性(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界孙权,内修政理)及发动战争的“天时”(天下有变,则使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成为古今中外战略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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